夜读史书，想起两位前辈。怀古生远思，“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一位是我的本家先人管仲。管仲被誉为“中华第一相”，孔子对管仲推崇备至。《论语》有言，“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的经济思想，博大精深，涉及宏观经济管理的方方面面，其中关于经济发展、产业战略、货币调控、对外贸易等领域的思想，至今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但是，其中也不乏为后世所诟病者，“利出一孔”即是一例。

“利出一孔”，在管仲看来，即以国家权力控制获利渠道，分配社会财富，实现富国强兵。《管子·国蓄第七十三》中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利出一孔”的思想被后世法家所继承，商鞅变法的重要思想基础即是“利出一孔”。历代专制王朝统治者亦奉“利出一孔”的思想为圭臬，经济上国家垄断，政治上必然专制独裁。用今天的经济学语言来讲，“利出一孔”就是一套国家垄断、政府管制、与民争利的制度安排，这也被一些学者称之为“管仲陷阱”。

“利出一孔”，贻害无穷；“管仲陷阱”，十分危险。如果说管仲时代出于富国强兵的目的奉行“利出一孔”还可以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社会，不但不能奉行，而且要打破。填平“管仲陷阱”，打破“利出一孔”的关键在于约束政府权力，放松经济管制。李克强的几次讲话，似乎透露出放松管制的端倪。“换手论”或放松管制，或可视为李克强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政府职能转型，做到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不在于政府做什么，而恰恰在于政府不做什么。政府应该把该管的管好，不该管的要交给市场，减少微观干预，强化宏观管理。约束政府权力，削减政府支出，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实现结构调整，推进全面改革，不仅需要政府的自我克制，亦需要体制上的保障。政府职能转型短期内会有痛苦，会有代价，但这种痛苦和代价是值得的。

另一位是被毛泽东评价为“百代多行秦政法”的秦始皇。始皇帝居功至伟，“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建立皇帝制度，实行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修筑万里长城，开创了中国大一统时代。

然而秦朝维持统治不过十余年，二世而亡，后世史家多有评说，无不扼腕。西汉的贾谊在《过秦论》中总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淮南子》说，“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赵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灭”（嬴姓赵氏）；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

秦始皇算不上暴君，好像也没有干多少坏事。所谓严刑峻法似乎也很难成为秦朝灭亡的理由，遑论道德论者了。

在我看来，秦朝二世而亡与其在较短的时间内公共开支和国防开支太大有关。秦朝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的被视为丰功伟绩，例如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但大部分被视为暴政，例如修筑以长城为代表的国防工程，修建以阿房宫为代表的政府楼堂管所。对外用兵，北击匈奴，南征百越，影响深远，但也耗费民脂民膏。由于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用兵，以至于民力无法支撑，经济无法持续，政权最后覆灭。我们姑且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秦始皇问题”。

在这一点上，隋朝的二世而亡与秦朝颇有相似之处，隋朝开凿京杭大运河与秦朝大修驰道（高速公路）从本质上是一样的。对内，修路架桥盖房子；对外，打仗扬威守边疆。这就是为什么新的王朝之初往往强调“休养生息”的道理。由是观之，秦始皇不仅仅是“略输文采”了。他的丞相是李斯，乃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强于国家管制，弱于经济管理。秦始皇本人则太急于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以至于劳民伤财，政权灰飞烟灭。

秦始皇时代没有现代金融工具支撑，他不能通过发行国债或资产证券化来实现基础设施建设的目的。但是，即便有现代金融工具支撑，短时间内大量举债，大规模搞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不可持续的，也是可能发生债务危机或社会动荡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上出现过类似情况，大搞建设，经济过热，银行系统首当其冲，债务链条断裂。建设要搞，债务要扩张，但是必须要有可持续性。在当下的中国，遏制债务过度扩张的趋势，加强监管，开正道，赌歪门，还是非常必要的。

无论从历史的纵向来看，还是国际的横向来看，今天的中国都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未来十年，对中国十分关键，所谓成败在此十年。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公正是新政府的施政纲领，增强改革动力，发挥内需潜力，激发创新活力，是高层所想，亦是民间所望。民之所欲，长在我心。对于新上任的中国领导人来讲，填平“管仲陷阱”，处理好“秦始皇问题”，不仅对当下的中国有利，亦将有利于后世。

前世之事，后事之师。若能以史资治，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