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传—朱镕基与现代中国的转型》的作者龙志安（Laurence  Brahm）把朱镕基的经济管理思路总结为“受管理的市场化”。龙志安说，“朱镕基的背景扎根于国家计划。他同时使用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干预工具和市场经济的古典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他对其中的理论冲突没有不安，使用这些显然是对立的经济杠杆机制，指导—有时是强迫，中国的转型经济走上市场道路。”

朱镕基1991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8-2003年担任国务院总理，主管中国的经济工作十余年。这十余年的时间，是中国真正从传统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时期。1990年代初期，处理经济过热；1990年代末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势造英雄，天降大任，作为主管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朱镕基几乎成了救火队长，他的任务自然是确保这一经济转轨进程的顺利推进，解决转轨过程中遭遇的内外部挑战。转轨是困难的、复杂的，绝不是想象当中那样一放了之，一卖了之，转轨的过程也是处理各种矛盾，兼顾各种利益的过程。

每一代领导人的施政思路都与其教育背景、个人经历有关，最为重要的是当时当地的环境和任务。与朱镕基时代相比，今天的时代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对新的中国领导人来说非常重要。一是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全球化红利在减退；二是上一轮改革红利基本消耗殆尽，新一轮改革遭遇深水区；三是利益更加多元化，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大相径庭；四是经济转型的任务很重，但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又不可能在一天完成。

朱镕基时代的改革，是以增量改革为主，存量改革为辅，而李克强时代的改革则需要存量改革为主，增量改革为辅。简而言之，中国已经到了依靠利益分配引导资源配置的时代。政府调整利益，市场配置资源，看得见的手引导看不见的手。增量改革的过程，利益分配是果，资源配置是因；存量改革的过程，利益分配是因，资源配置是果。而中国国内利益再分配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在全球利益再分配过程中受益或受损。

新政府试图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削减政府开支，约束政府权力，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实现结构调整，推进全面改革。这与朱镕基时代的改革一样，殊为不易。实现上述目标，政府的施政思路需要从受管理的市场化向全面放松管制的市场化转变，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向国家制度建设为中心转变。说到底，这是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的必由之路。

从目前中国领导人的言论、行动以及关键岗位人员的任用（用循吏而非用清流），我们大致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李克强经济学的要义不在于强调政府要做什么，而是强调政府不做什么，其基本特征是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

强化市场，是李克强经济学的第一个关键词。强化市场，强调政府与市场“换手”，政府职能转变，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市场能办的，就交给市场，政府不越位、不缺位。无论政府职能如何转变，政府也是市场当中重要的主体，而不是有利于市场之外。实现强化市场之目标，需要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推进国家制度建设。如果说朱镕基时代的任务是确保顺利转轨，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那么李克强时代的任务就是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已故的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提出了强化市场型政府的思想。他认为，政府不是代替市场中的主体去创造财富，而是要创建现代市场经济所赖以运行的外部制度条件。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公共和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建立国家治理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达到“良治”（good  governance）。

放松管制，是李克强经济学的第二个关键词。放松管制，强调减少审批，尊重市场，尊重市场主体的选择，政府减少微观干预。强化市场，必须要放松管制。李克强代表新一届政府作出承诺，要把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的1700多项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第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又强调，大幅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真正向市场放权，发挥社会力量作用，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宏观调控是朱镕基经济学的重要关键词，而李克强更多强调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当然需要修路架桥盖房子，但更是改革的总抓手，是个放松管制的过程。土地开发方式必须改变，继续掠夺农民的开发方式不可持续，社会成本太高。破除户籍制度，至少是逐步解决部门进城农民的户籍问题，城乡统筹，让进城农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这也是李克强提出的促进社会公正的重要方面。放松管制，同样体现在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处理上，即中央向地方分权，允许地方先行先试。这就需要调整当前的分税制，解决财权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增强地方自主权。

改善供给，是李克强经济学的第三个关键词。改善供给，强调减税促进投资，完善福利制度，调整国内利益分配，国有部门向居民部门让利。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将会继续推行。中国的减税政策的重要意义在于，政府收入增长下滑，投资型政府的角色会发生变化，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才可能实现。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固然重要，但中国的领导人必须解决财富分配差距过大问题，而不仅仅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与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主张的削减社会福利不同，中国的福利制度需要更加完善，保障基本民生，编织覆盖全民的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过去十年，受益于全球化红利和改革红利，受益于行政垄断和价格管制，国有部门银行超常规发展，我们需要承认这种发展及其成就，这也是从计划向市场转轨的结果。改革国有部门，富人向穷人让利，打破利益阶层固化，实现要素价格及其形成机制市场化，激发民间活力，避免剧变或革命，成败在此十年。

李克强经济学类似里根经济学、撒切尔夫人经济学，带有供给学派的特点，也有公共选择学派的特点，但又极具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不应该成为迟滞改革的托词，而是根据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背景，承认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具有路径依赖的现实，学习借鉴管用、实用的经济学理论，达到预设的目标。李克强经济学并非重起炉灶，而仍然是在处理各种矛盾，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中循序渐进地推进。

十五年前，朱镕基在当时的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我们工作了几十年，深知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是多么的艰难，知道计划经济的弊病。所以，我们要想出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来逐步解决，过渡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需要在座的熟悉新旧两种体制的同志来担任主要领导。不能把那种夸夸其谈，理论讲一大套，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不了解中国经济这几十年怎么运转的人提上来，那是很危险的”。我想，这种思路，同样也适用于今天的情况。

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用器物、制度和观念来划分文化的不同层次。借用这个框架，今天的中国，恐怕同样也需要从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维度实践李克强经济学。

作者系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经济学家

本文已发表于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