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学派尽管声誉不佳，但是在经济政策领域，往往是挨骂最多的政策最为成功。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恰恰是实践了供给学派的理论，并成为经济政策的典范。

二战之后，各国普遍摒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转而采纳凯恩斯主义的反周期政策，并取得空前成功。但从70年代开始，英美等西方国家意外陷入经济停滞和通胀膨胀并存的“滞胀”（Stagflation）危机，令推崇需求管理政策的凯恩斯主义者束手无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和“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横空出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大刀阔斧进行经济改革，不仅使英美两国成功摆脱了滞胀，而且还开创了全球经济的“大稳健”（the great moderation）时代。根据经济学家拉弗的估算，1980年里根上台时美国私人部门的实际净财富存量（资产减去负债）大约为25万亿美元，2007年这一数字已经飙升到57万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人近三十年创造的财富比之前200年还要多。

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的精髓在于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方面管住“看得见的手”，另一方面放开“看不见的手”，这既不同于过度信赖政府的传统凯恩斯主义，又和过度信赖市场的古典自由主义有显著区别。总体来说，我们可以沿着四条主线理解里根-撒切尔革命的逻辑。

第一条主线叫作“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即强调限制政府的权力，从“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他们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主张缩减政府税收和开支；推动国有资本向私人资本出售，撒切尔夫人任内对2/3的国企完成了私有化改革；同时着力放松不必要的监管。正如里根所说，很多情况下，“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政府的过度干预只会损害私人资本的积极性，使经济走上“通往奴役之路”，最好的政府不是自己做成大事，而是帮助人民做成大事；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赞同古典自由主义过度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张在限制“大政府”的同时保留有限的“小政府”，里根将政府的职责概括为：“如果经济增长，对其征税；如果经济持续增长，对其监管；如果经济停止增长，给其补贴。”

第二条主线叫作“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即主张充分发挥市场的配置作用，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根据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政府必须通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和消费。这一开始看上去很美，但最终却导致了严重的滞胀。问题的根源在于潜在产出水平无力承担需求的过度扩张，因此里根和撒切尔主张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通过提高效率来改善供给、带动需求。具体措施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改革工资法和工会制度改善劳动力供给；二是通过减免企业税和放松对市场的行政管制改善商品供给；三是通过加快金融自由化改善资金供给。

第三条主线叫作“货币主义”（Monetarism），即通过稳定货币发行遏制通胀。凯恩斯曾说过：“要颠覆现存社会的基础，再没有比搞坏这个社会的货币更微妙且更保险的方式了”。通货膨胀正是搞坏一国货币、破坏社会信用基础的杀手。1970年代，美国的年均通胀率超过7%，英国的通胀率则基本保持在两位数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超过20%。里根的重要智囊、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通过研究证明，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是货币供应增长过快的结果。里根和撒切尔夫人采纳了他的观点，提出“稳健货币”（Sound money）的目标，通过减少央行购买国债规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最低贷款利率等手段，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

第四条主线叫作“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即通过减税提高效率，以效率促进公平。里根和撒切尔夫人认为，公平应当作为目标，而不是手段。让穷人变富的最好方法是把蛋糕做大，而不是分配有限的蛋糕。换句话说，促进公平应当更多的从初次分配入手，而不是再分配。为此，他们一方面大举减税，尤其是富人的个人所得税，里根任内将平均税率从70%大幅削减到28%，撒切尔也将最高税率从82%削减至40%，以此激发富人的创富热情，进而为穷人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里根批评失业保险等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演化为“提前预支的带薪假期”，撒切尔夫人也指责部分人把个人问题强加给社会，患上了“福利病”和“懒人病”。进入80年代之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开始大举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推动福利体系改革。

克鲁格曼曾说过，经济学家只有一个样本，那就是历史。今天的中国经济虽然并未陷入英美当年的滞胀困境，但政府过度干预的问题却和三十年前如出一辙。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用一场思想革命将“大政府”送入历史。尽管国情有所不同，今天的中国也同样需要一场发展思想的革命。就像李克强总理所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而改革的目的就是“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

也许多年之后，我们会津津乐道于“李克强经济学”。

作者系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