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于一个复杂而“纠结”的泡沫时代。正如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在其名著《双城记》里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昧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刚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但全球货币洪流的泛滥，可能把我们带入一个更加糟糕的危机时代，我们将为自己的无知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个货币泛滥的世界会好吗？我很悲观。

    是什么导致了今天全球货币泛滥的景象？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似乎达成了共识：发达国家的以低利率为特征的宽松货币政策和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增加导致基础货币发行增加是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基本原因。

在中心——外围理论的传统框架内，全球流动性的传导方式是：中心国家产生并释放流动性，而外围国家吸收流动性，同时将一部分流动性重新注入中心国家。即美国通过经常账户赤字向全球注入流动性，日本通过日元套利交易向全球注入流动性，而东亚等国家通过经常账户盈余和外汇储备累积吸收了全球流动性。此外，美国和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也通过溢出效应导致东亚国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全球流动性的根源来自处于中心的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

此次全球流动性的增长周期开始于2003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流动性一夜之间由过剩变为短缺。从2007下半年开始时，为了减轻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宽松政策，欧元区、日本、英国和美国的M2和储备货币都出现了大幅上升。流动性过剩是大宗商品价格产生泡沫的最主要原因，需求引致的价格上涨是流动性过剩的必然结果。

在一国之内，从流动性过剩到通货膨胀有个时滞，一般都会发生。在此间的时滞过程中，资产价格泡沫可能已经发生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景象，CPI涨幅并不高，但资产价格泡沫却令人“胆战心惊”。

    货币似蜜，它首先流向那些供需关系较为脆弱的市场。所以，我们看到，不同供给价格弹性的商品对于流动性冲击在短期内的反应是不同，过剩的流动性会在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上首先做出反应，然后传导至普通消费品流域，进而引起整个宏观经济的通货膨胀。

能源泡沫是货币泛滥的结果，也是通货膨胀的先行指标。由于大宗商品的供给在短期内受到各种因素限制，大宗商品生产者在发生短期的价格变化后并不能对产量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大宗商品长期生产能力的扩大和调整是滞后和缓慢的，商品消费需求的突然变化可能导致市场价格大幅变动。以原油为例，世界主要油田都由于老化面临产量递减并且投资不足。不要说满足不断上升的需求，就是维持现有产量也十分困难。因此，原油市场对消费需求的上升十分敏感，并在短期内表现为价格的上涨。总之，供应方面的滞后，以及商品需求增长强劲使得商品市场价格大幅增长。

由于能源市场的交易商比普通商品市场的交易者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和资源，这使他们能够快速地应对流动性条件的变化。因此，对能源需求的增加立即在商品价格上有所反应，而普通消费品价格的调整则相对滞后。所以，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可以作为通货膨胀的先行指标。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二次量化宽松会导致输入性流动性过剩。发达国家低通胀、低增长，成为为这些国家继续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导火索。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利率均保持历史地位，并意欲采取二次量化宽松政策。

后金融危机时代，流动性宽松政策还没有带来发达经济体的高速增长，而是通过投资、贸易等渠道大量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成为发展中国家通胀的重要来源。这是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结果。根据货币数量方程式：M*V=P*Y，如果宽松的货币供给没有带来实际产出的增长，只能引起价格水平的提高。也就是说，流动性过剩若不能带来经济增长，就必然引起价格水平上升。无论从外汇占款口径看，还是从外汇储备口径看，中国9 月的热钱规模超过700亿美元，创下2009 年以来的新高。

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目前面临史无前例的货币泛滥情景。2007年1月，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35万亿。2009年七八月份，中国的M2总量就超过了美国。目前，中国M2大约为70万亿。中国用了三年多的时间，让广义货币供应量翻了一番，创造了之前57年创造的M2 。中国的M2/GDP在金融危机之后急剧上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M2/GDP确实比较高，一直高于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比例增长尤其迅速。但就此指责央行超发42万亿货币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不是因为央行没有超发货币，而是我们很难计算均衡货币供应量，M2与GDP的比例也并非1：1。除了货币供应之外，M2/GDP比例的高低还受到货币流通速度、高储蓄、投资渠道等因素影响。

在上述内外两种流动性环境都极为宽松的情景下，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0年9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6%，环比上涨0.6%，再创新高。中国央行在此之前不得不宣布小幅加息。

但是，如果没有新兴产业吸收，那么大量的流动性就会充斥大宗商品市场，并带来新一轮的通胀；如果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形势继续恶化，而一些国家内部又不能进一步开放政府垄断或管制的市场，那么大量的流动性只能流向资产市场和需求弹性很小的消费品市场；如果全球经济和贸易政策不能协调或取得妥协，一国政府很难通过本国干预市场的政策扭转流动性过剩的局面。

通货膨胀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它会损害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和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更为严重的是，通货膨胀将带来严重的政治问题。从根本上说，通货膨胀会损害一个政权的信用基础。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认识比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更为深刻了：“列宁曾说过颠覆资本主义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其货币贬值。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没收公民财富的一部分。用这种办法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没有任何手段能像它（通货膨胀）这样如此隐蔽和可靠地来颠覆现政权了。这个过程潜在地积聚了各种经济规律中的破坏因素，一百万人中也不见得能有一个人看得出问题的根源”。

    全球流动性过剩，货币泛滥，国内能源资源价格涨声一片。这是可预见的逻辑，也是必然的结果。

货币失控，通货膨胀，国际油价高位运行，企业经营成本提高，油气价格如何能够不涨？即便政府通过价格管制措施控制油气价格，那仍然无法控制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个货币现象，能源价格上涨是货币泛滥的结果。中国从来还没有过通过管制能源价格而成功抑制通货膨胀的先例。

但要害的问题并不在于能源价格的涨跌，而在于价格形成机制。我国现行能源价格机制运行存在诸多问题。以油价为例，现行的调价机制与国际油价变动时滞过长，无法及时跟上国际市场波动，无法及时反映上游成本变动，并容易引发囤油等投机行为。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10月25日表示，新的成品油价调整机制争取在年内推出，新的调价方案将更好地灵活反应市场供求的变化。但这种价格机制改革仍然是以政府管制价格为基础，无非是增加调价频率。

短期而言，能源价格上涨确实会加剧通胀趋势；长期而言，能源价格市场化会促使人们节约使用能源，有利于经济增长质量提高。我一直认为，人民币价格（汇率）和能源资源（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乃是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政府管制价格，势必带来巨大的效率损失，无论是汇率还是要素价格。管制上游价格，下游企业好过，但势必导致上游企业亏损，影响上游投资，进而影响下游企业。这个产业链条受到影响，又势必影响到居民的使用。

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面临极大的资源能源瓶颈。中国的能源发展不可能走美国的道路，不是我们不想走，是我们没有条件走，也走不成。所以，中国国内的资源能源价格具有天然的长期上涨趋势。那些一方面高呼拥护节能减排，一方面又坚持低资源能源价格的“伪环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逻辑是矛盾的、错乱的。

就目前而言，要避免严重的通货膨胀，要避免能源价格进一步的上涨，不是让人们去“忍受”更高的通胀率，而是管住货币的闸门，不要让货币继续泛滥了。也许这样，这个世界会好些。

作者系经济学者、财经作家。代表作有《石油的逻辑——国际油价波动机制与中国能源安全》、《后天有多远？——通货危机、石油泡沫和气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