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逆转”与历史轮回

——中国经济的现实与历史维度观察

 管清友

 一

少时读史，总是想当然地以为只要是“变法”或改革就是好的。后来知道，其实不然。一项政策，若从历史尺度来看，当下收效甚好未必利于后世；若从动机与效果来看，好的动机未必收到好的政策效果。

例如，载入煌煌史册的王安石变法，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富国强兵”之效果，然而却被后世很多经济史学家们评价为“经济上强化国家垄断，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甚至很多学者认为，北宋有“靖康之耻”乃至衰亡皆始于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之初衷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 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用”，他希望“不加赋而国用足”，但其政策在当时即遭到司马光等人的反对，认为变法“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并指责王安石欺君罔上，其变法思路和言论“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言”。

中国历史上，对改革家的评价向来是很高的，这种现象充斥在历史教科书以及我们的思想意识里。梁启超甚至称王安石为三代之下第一完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把王安石成为“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但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王安石，他无疑是一个悲剧性人物。尽管他的变法动机是好的，其人格也有崇高之处，但后世的经济史学家大多对其变法评价不高。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晚清时期的李鸿章身上。李鸿章为大清帝国“劳劳车马未离鞍”操劳一生，临终前仍惦记“海外尘氛犹未息”。然而他主持的洋务运动，以国家垄断的手段求富求强，导致经济上出现严重的国进民退，晚清救亡图存之路误入歧途。由是观之，中国历史上，凡是打着“富国强兵”旗号所推行的改革、政策，无论是商鞅变法、桑弘羊理财，还是王安石变法、洋务运动等等，其短期效果往往立竿见影，而其长期的经济后果则往往是负面多于正面影响。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上的改革和改革者，总是有所缺憾，结论也与当时当地的评价大不相同。当时的改革者所面临的环境是复杂的，要处理的问题和平衡的关系远远超出今人的想象。不过，尽管缺乏对当时当地改革环境及其复杂性的直观感受，但时过境迁，后世的评价却更冷静、更客观，并且可以借助更多的事例去比较。即便在当时，对于改革和改革者的辩论也一直伴随着改革的整个过程，经久不息，甚至十分激烈。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几乎所有的经济政策的实施都伴随着激烈的辩论，而可以预想，由于评价标准、参照系不同，后世的评价肯定也肯定褒贬不一，尤其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评价很可能迥然相异。

二

1999年，德意志银行分析师安德鲁.劳伦斯(Andrew Lawrence)提出“摩天大楼指数”（Skyscraper Index）。“摩天大楼指数”的含义在于，大楼建成，经济衰退。1929-1933年大萧条、1973年石油危机、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无不折射出“摩天大楼指数”的影子。

如今中国已成为建造摩天大楼的“头号主力”。《2011中国摩天城市排行榜》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正在建设的摩天大楼总数量已经超过200座，相当于美国现有同类摩天大楼的总数。未来3年，平均每5天将有一座摩天大楼在中国封顶。5年后，中国的摩天大楼总数将超过800座，达到现今美国总数的4倍。现在的北京“第一高楼”国贸三期，最高记录为330米，而“中国尊” 将达500米高，摩天大楼的高度将再次被刷新。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快速城市化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形标志。但摩天大楼指数也表明，经济衰退或股市萧条往往都发生在新的摩天大楼落成的前后。摩天大楼的建设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被称为“百年病态关联”。因此，“摩天大楼指数”也被称为“劳伦斯魔咒”。中国，能逃开这个魔咒吗？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都相继出台了各具特色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些刺激计划规模不一，结构相异，对于本国经济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规模接近8000亿美元，其中40%的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上，其他则被用在了转移支付、公共卫生、社会救济以及信息技术等方面，重在长期效果。中国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以投资和产业振兴为主线，短期效果较为显著。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中美两国的刺激方案互换一下可能效果更好。欧美等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在本国收效不大，甚至因为债务问题而导致经济每况愈下，同时也造成了新一轮的全球性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给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造成输入性通胀的压力。而中国在危机之后的结构问题反而更加严重，很多看似拥有“民意”基础的政策实则是计划经济思想的回潮，余毒未了，并延续至今。这些政策的共同特征是数量控制多于价格调整，行政干预多于市场自发调节，权力向政府集中。加之中长期面临的人口红利衰减，劳动力成本上升，进入中等水平阶段后社会经济矛盾增加，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反而不如金融危机之初那样被市场看好。

2012年是个关键的年份。之所以重要，绝非因为古老的玛雅预言传说这是世界末日，也并非美国大片《2012》所渲染的大洪水导致地球毁灭。从历史的长周期与现实的短周期来看，2012年至少具有双重坐标的经济意义。2012年既有可能成为起点，也有可能成为终点。

三

从现实的维度来看，2012承载了太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我们要从2012找寻的答案太多。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终结了20世纪70年代“大滞胀”以来世界经济经历的20多年“大缓和”的繁荣周期。在没有新兴产业带动，没有国际制度安排创新的背景下，主要经济体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共同特征是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给一个垂死的病人注射强心剂。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这些政策措施的效果，但可以肯定的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大危机，那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政治家和金融家们首先想到的是“一定要做点什么”，却并没有想清楚应该怎样做，这样做的后果又会是什么。

于是，史无前例的货币膨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报复性上涨，新兴国家通胀骤起，发达经济体通胀压力显现。在经济救助方案之下，私人债务虽大量转化为政府公共债务，但债务没有消失。待刺激政策效力递减，经济不见起色，再刺激则投鼠忌器，债务问题反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愈演愈烈。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市场人士，普遍感到形势的不确定性，普通公众更感到迷惘。

解决债务问题必然要求这些经济体内部进行激烈而痛苦的结构调整，必然损害一部分甚至大部分人的当下生活、福利乃至前景。希腊、英国、澳大利亚、美国这些老牌的发达经济体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现代民主体制的约束下，政治家很难也不敢下定决心推行国内的结构调整和改革。

中东北非地区的阿拉伯国家民众则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从民生诉求转向了民主诉求，赶走了长期执政的“伟大领袖”，战火至今不息。还在台上的那些长期执政或世袭领导地位的国家，也纷纷做出改革的姿态和承诺。这样的故事，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也曾经在东南亚国家上演过。只不过，这一次危机，影响遍及全球，发达经济体也不能幸免，其受影响的表现形式与上述发展中国家不同罢了。希腊民众反对的是政府的经济紧缩政策，美国民众痛恨的是华尔街这帮制造危机又最先受到救助享受高薪的家伙。是的，华尔街这帮家伙，制造了泡沫，掠走了财富，把危机、萧条和痛苦留给了普通人。但是，经济学家们都知道，泡沫的始作俑者，是美联储，而不是华尔街。

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所有的国家都需要“改革”、“开放”，在国内经济结构上改革，在国内政治体制上改革，在对外经济交往上开放，在对外贸易以及移民等政策上开放。但囿于国内各种各样的因素，“改革”与“开放”基本上是没有希望的，是个死结。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在以不可遏制的趋势逆转，发达经济体忙于解决国内问题，迎合民众的诉求，试图实现“再工业化”，拿回被新兴经济体占有的市场份额，促进国内就业，其经济政策趋于保守，在贸易、汇率等问题上更加具有攻击性。全球贸易和经济环境，不是改善了，而是恶化了；中国的贸易条件，不是改善了，而是恶化了。未来的世界经济走势将会如何，又会如何影响到中国经济？

中国的情况是，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唯一一次不是通过重大制度性变革而推动的经济增长。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改革与转型这样的制度变迁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城市改革，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巡讲话推动的市场化改革，90年代中后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其方向都通过重大的制度变革推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但这一次不同。此次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我们看不到任何重大制度变革的影子。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这是一次以货币膨胀换取经济复苏的经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没有重大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这种复苏是不可持续，大规模的货币膨胀必然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将不断显现。

在外需严重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的货币环境出现严重的紊乱，房地产市场最大的泡沫恰恰形成于金融危机后的一年。控制通胀和保证经济增长进退两难，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凸显，局部地区的高利贷危机正在形成重大的金融风险多，庞大的外汇储备面临持续缩水的危险，热钱对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冲击如剑在悬，资源和能源约束越来越大，多年来积累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以行政手段和数量控制的方式来干预市场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常态，生产关系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越来越差，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国家治理和政府服务的方式亟待改进。在一些地方，社会管理沦为管制和压制的噱头和工具。

金融危机后的许多政策，给人的感觉是上层和下层完全被隔绝起来，缺乏必要的沟通机制。对政策误解或负反馈，减弱了政策的效力或改变了政策初衷。而由于很多政策出台过于匆忙，缺乏必要的论证和辩论，政策本身离公众的要求很遥远。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所总结的中国社会“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式的结构依然存在：“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断裂的社会，不仅体现在社会各个阶层的分化上，各个阶层缺乏必要的沟通、交流和妥协的渠道、机制，上层与下层无法形成良好的政策反馈机制。而且，各阶层利益的逐渐固化，阶层之间的流动越来越困难，整个社会逐渐陷入近乎停止流动的状态。社会流动性越差，经济增长停滞的可能性就越大，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就越大。利益集团越固化，政策的短期效应就越强，形成权贵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就越大，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就越大。中等收入陷阱，一定程度上就是权贵资本主义陷阱。

我们感到，中国经济犹如在刀锋上跳舞，进一步很艰难，退一步也很艰难；保持平衡需要高超的艺术，原地踏步则极容易伤害自己。中国经济未来是暗淡的还是光明的？人们充满了疑惑。

总结历史，我们发现，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在抓住外部三次重大机遇推行对外开放，并在国内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次重大机遇，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因为滞胀，而出现的经济大调整，中国承接了西方的大量产业转移。第二次重大机遇，是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柏林墙倒塌，苏东剧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阵营对峙结束，全球统一市场形成，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开始，中国搭上了这一班全球化的列车。第三次重大机遇，是21世纪初期，中国加入WTO，全面的融入世界经济，以国际经济规则来改造国内经济规则，并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是放松国家管制和政府干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推行市场化，与世界经济接轨，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国企改革、住房改革，莫不如此。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是文革之后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财政面临巨大压力的背景下“自发”地“摸着石头过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尝试，其过程是由国家管制转向国家治理和政府服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尽管这个过程仍在继续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发生过回潮。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源头是计划体制，如今在很多领域，源头上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甚至是国家垄断模式。尽管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三十多年，但一旦有较大的内部阻力或外部冲击，这些领域乃至整个体制仍然可能倒退回改革的源头和起点。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主要经济体都在调整内部经济结构，对外经济政策趋于保守，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发生逆转，其深度和广度已远不及此前，加入WTO所带来的“外贸红利”已经消耗殆尽，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的动力将主要来自于国内改革。而改革的内涵也将继续围绕放松管制，推进市场化以及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的全方位改革。如果仅仅是全球化的外部环境逆转，我们还可以通过国内的改革来弥补；如果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发生逆转，国内改革向“左”转向逆市场化的方向，那么两个逆转的叠加将把中国经济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四

从眼前来看，判断2012年及今后数年的经济形势分歧很大。我们倾向于认为，中国不会在2012年出现转折性变化，紧缩调控本身并不足以引发经济的硬着陆。一些新的政策动向表明，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紧缩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出台相应措施进行结构性的微调。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有的乐观些，有的悲观一些。但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的前景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尽管中国增长模式存在诸多问题，但只要处理得当，经济增长的惯性和空间仍然存在。对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们总体判断对中国的影响趋于负面。2012年的国际经济环境对新兴市场不利，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中国需要未雨绸缪，更加审慎。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做得好，那么2012年可能是很多重大改革、重大历史事件的起点；如果我们做得不好，那么2012年可能是很多事情的终点。

关于通胀形势和货币政策的方向。从当前形势看，全球通胀是结构性的，而非全局性的；从未来演化看，无论通胀是经济现象还是货币现象，无论通胀是需求拉动、成本推动还是预期引致，通胀压力在全球范围内的逐步触顶并渐次缓解可能都将是大概率事件。中国通胀形势的相对恶化程度甚至比其他金砖国家更为严重，应对通胀对于中国而言是一场持久战。短期内，中国通胀有望触顶回落。但回落过程中，通胀的绝对水平依旧高于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绝对压力依旧较大。长期内，中国通胀压力不容忽视。有鉴于此，中国货币当局可能会放缓紧缩步伐，但不会改变稳健基调。

关于地方债务风险。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部分债务会逐步被稀释，许多项目也会显示出合理性。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个别地方的债务风险会浮出水面。地方发债会有所进展，但预计很难在短期里取得突破。分税制改革和房产税等重要改革可能会在2012年进一步酝酿，但时机看起来还没有成熟。在稳健货币政策下，地方融资的难度和成本都在上升，对于某些地区和某些平台，还本付息将会成为一个问题。

关于房地产市场。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发现，中国房地产经过了快速成长的十几年，房价大涨在很多转轨国家也出现过，俄罗斯大城市近十年的房价涨的比中国还多。这是一个长期压抑需求集中释放的结果。中国的房市调控一直是以收紧“银根”和“地根”为核心的。这在一方面抑制了购房需求，但同时也限制了住房供给，包括新房供给和二手房供给。未来房价涨速会慢下来，中国经济增长也会慢下来。但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买房依然是最稳健的选择。实事求是的说，房价是已很贵，但它也是相对的，现在买得起房的人还是比过去要多。房价问题也是个收入问题，具有相对性；房地产泡沫具有较强的区域性，且与房地产周期和经济周期高度相关。

关于股市。每一次经济周期的变化都带来了股市的剧烈波动，股市的周期转换可以看做是经济周期转换的表征。对熊市反弹的比较研究表明，在出现峰值之前，各国市场都经历了超级牛市，而牛市峰值之后的股市跌幅也是惊人的，熊市反弹的高度能够达到之前跌幅的50%甚至更高。最重要的是，熊市持续的时间之长超过当时大多数人的预期。我们的分析认为，2009年以来的股市反弹是典型的熊市反弹，其运行规律将与历史上的熊市反弹规律并无二致，未来几年只能多次逼近熊市反弹中的峰值，但很难超过这个高度。

关于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时代结束了，刘易斯拐点真的来了。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通货膨胀中枢抬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增加了企业成本，这会减少商品的生产，商品价格也会上升。中国经济在危机后，表现出一定的微型滞胀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关。

关于美元危机与人民币国际化。2012年发生美元危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避险需求的托底和经济相对强势的托力将避免美元发生崩溃式贬值，但套利交易、弱势美元倾向和流动性注入政策反向的下行拉力将使美元整体维持弱势。人民币崛起并不等于人民币升值，也不等于人民币取代美元。人民币崛起的物质基础依旧稳固，但崛起过程中伴生的人民币升值依旧是温和的、渐进的、有序的，大幅升值的可能性微乎其微。2012所开启的货币时代，将是一个包容万象的时代，人民币国际化和美元国际化相生相伴，人民币在加大区域贸易结算试点，美元则在危机中加强了与多个国家的双边流动性互换制度。

关于外汇储备。我们估计，截止2010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占比约为65%、欧元资产占比约为25%，其他币种资产占比合计约为10%。中国投资者最青睐的资产依次为长期国债、长期机构债、股票、长期企业债与短期债券。2012年中国仍将新增外汇储备4000亿美元左右，中国外汇储备存量有望在2012年年底或2013年超过4万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管理是国家外汇管理局、中投公司与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三驾马车”的并行格局。我们认为，外汇储备是有办法分给老百姓。例如，财政部可以把每年央行上缴的外汇储备投资收益用于社保或分给老百姓。外汇储备原则上不能无偿使用，但由于相当一部分外储沉淀下来并且不存在偿付压力，因此可以拿出一部分外汇储备用于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同时，可以通过央行购买财政部发行的特别债券的方式来平衡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关于热钱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冲击。我们看到，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流动性过剩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变得更加泛滥，中国成为短期国际资本的重要投资对象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会造成中国外汇储备的加速累积。外汇储备增加的过程意味着央行通过购买外汇储备而释放基础货币的过程，而央行的冲销行为难以做到百分之百，从而短期国际资本流入造成的外汇储备增长最终会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进而推高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与资产价格。2012年，中国将依然面临短期国际资本总体上流入的格局，但由于全球经济和主要经济体政策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向可能有所变化。并且我们预计，其波动的程度可能加剧。

关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选择出口导向的道路，很大程度上源于日本、亚洲四小龙与四小虎高速增长的示范效应。但这一战略已经到了非得调整不可的地步。中国加入WTO是中国进出口增长的一个拐点，中国的出口结构在2004年至2005年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变为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2012年，中国仍将维持贸易顺差，但全年贸易顺差可能继续下降至1000亿美元左右甚至更低。贸易顺差的下降一方面有助于遏制外汇储备的继续增长，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倒逼国内的结构调整。

关于石油供应和能源安全。资源和能源约束对中国经济发展而言，不是一个短期问题，而是一个长期约束。中国经济的特定阶段和发展模式导致了对资源能源的掠夺式消费。石油进口对外依存度的提高很难改变，也无需过度紧张。但是，这种掠夺式消费的模式将导致经济的不可持续。与历史上其他国家的崛起不同，中国崛起的能源成本是最高的。应对能源困境，需要从供给、需求、价格等多个方面入手，特别是加强国内能源产业的改革，推动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提高能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压力在外部，解决办法在内部。能源行业是一个基础性、辅助性行业，能源困境的解脱最终还是有赖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转型升级。2012年，预计国际油价仍将高位运行，但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正在减弱。这恰恰是启动行业改革，推动生产要素价格改革的良好时机。我们预计，相关的改革措施会陆续出台。

五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经济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分水岭上。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正以举世瞩目的发展速度迅速回归她在世界经济中的应有地位。

如果以古代世界中心城市的变迁来观察，古中国的中心城市领先全球的记录保持了2800多年，中国经济也几乎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辉煌了近3000年。在19世纪以前，中国经济的总量和规模始终高于西欧。从人均GDP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呈现一条缓慢上升的曲线。在公元4世纪—13世纪近1000年时间里，中国的发展水平始终高于西欧。从14世纪时起，特别是晚明以来一直到19世纪，中国经济停滞不前。中西方经济发展水平从这一刻开始泾渭分明，差距慢慢拉大。西方世界兴起，东方世界衰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相继崛起成为世界霸权国家，世界经济的中心转向西方。

二战之后，当中国人还沉浸在“赶英超美”的历史狂热中时，德国、日本从战争废墟上崛起。当中国大陆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时，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崛起。当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坚定的选择了市场经济道路时，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也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轨道。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经济造成重创，中国则幸运地实现了软着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印度在历史上的衰落与中国几乎同步。印度经济的崛起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起世界广泛关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都面临巨大的资源和能源约束，中印崛起正在日益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中国在发展，我们的邻居也在发展，而且他们崛起的速度毫不逊色于中国。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规模也已经占世界总量的10%。但这与中国在历史上的世界经济地位仍然相距甚远。晚清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仍然接近三分之一。即便中国的经济规模恢复到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位置，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也仍将与发达国家有极大差距。即便中国如很多预测所言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仍然不高。经济总量的大并不意味着经济质量高，大而不强是中国经济的软肋。从长周期的眼光来看，中国还缺少与世界知名企业匹敌的大型民营企业和品牌，缺少引领世界科技进步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机制和实力，缺少在世界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话语权，缺少对于国际政治事务，特别是地区事务的影响力。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人追求民主自由的大门，也启动了中国重新寻找在世界中位置的奋斗历程，这一历程是由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实验组成的。从苏联模式到中国模式；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小政府大社会到大政府小社会。尽管辛亥革命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年了，但中国人对于制度的探索仍然没有完成，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仍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如今，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依然突出，受外部环境影响的脆弱性越来越明显，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体制欠账、经济风险和社会矛盾越来越多，解决问题的紧迫性越来越强，国富民穷、贫富分化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性越来越大。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的惯性和现实的压力之下，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仍然需要继续探索经济转型和制度变革的道路。与历史上的强盛时代相比，今日中国的变化并不特殊，中国仍然纠结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当中。被历史教科书歌颂的“变法”，大多与加强政府权力有关。西汉时期尊老子还是尊孔子的执政理念之争，北宋时期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改革理念之争，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体制之争，无不与此有关。只不过，今日中国的变化速度和规模，已经远迈汉唐，超越有宋一代。中国历史的变迁，其实没有跳出轮回的宿命。

从经济变迁的角度来看，今日中国之变迁，是用几十年的时间逾越了中国古代王朝几百年的盛衰周期，同时是在追随欧美国家二三百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中国迟早要从一个“追随者”、“追赶者”的角色演变为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因此，所谓的“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不过是一个历史现象，是一个过渡性的体制安排，这些说法并不能代表中国经济未来的制度安排和模式。当下，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需要调整，中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蜕变”，中国需要重新积聚改革的动力，打破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干扰，转向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所说的“强化市场型”政府模式。政府不再强力干预经济，而是为市场运行创造更好的环境，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果存在一种“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那也是指的未来，而不是过去和现在。

今后数年，是中国变革图强的重要时间窗口期，不同的改革取向将决定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经济乃至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发展方向。如果没有重大的体制变革和深化经济改革的魄力，那么中国极有可能遭遇双重“逆转”的叠加，中国经济的前景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从历史角度看，改革，不仅是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一种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改革，不仅是为当下的经济发展负责，也是为中国历史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

本文节选自《刀锋上起舞——直面危机的中国经济》（管清友 傅勇 程实 张明 著，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前言部分，略有改动。

  http://comments.caijing.com.cn/2011-12-12/1115136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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