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经济学者 管清友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  

能源经济学者管清友：中东局势紧张凸显出中国的能源困境。尽管近年来新一届中国政府在能源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但破解中国的能源困境，推动中国的能源发展，需要更长远的打算，更广阔的思路。

2012年03月30日 06:17 AM 

近期，中东局势紧张加剧了人们对中国能源安全的担忧。特别是伊朗核危机事件，美欧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已严重影响中国与伊朗正常的石油贸易。2011年，中国进口原油2.53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56.3%；其中近50%的原油来自中东地区，超过10%来自伊朗。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危直接关系到中国每年一亿多吨原油的供应。伊朗核危机，凸显出中国的能源困境。

中国所面临的能源困境很多，概而论之，或许可以这样总结：能源需求增长过快，能源利用效率不高，能源供给压力过大，能源结构不合理，能源科技和装备水平不高，能源储运系统尚不完善，国际能源合作困难重重。

从历史上看，相对于英国、美国以及二战后德国日本的再度崛起，中国崛起过程中的能源环境更为复杂，能源成本更为高昂，能源困境更为突出，能源挑战更为严峻。新千年以来，全球经济经历了一轮被经济学家们称之为高增长、低通胀的繁荣周期。此间，在国际能源价格飞涨的背景下，笔者认为中国有效地保障了能源的稳定供应，支撑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尽管笔者并不认同过分强调一次能源自给率，但这些年来中国立足国内并保持一次能源自给率90%左右的努力确实大大减少了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和地缘政治冲突给经济发展带来的纷扰。

2008年是中国能源工业历史上极其重要而又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新一届中国政府在能源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这些探索极有可能为今后能源工业的发展与改革提供较好的参照样板。

在行业管理和改革方面，利用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油价大幅走低的机会，适时推出了燃油税改革。2008年8月，副部级的中国国家能源局正式挂牌。2009年2月，中国国家能源局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召开，主管能源工作的李克强副总理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2010年1月，中国国家能源委员会成立，中国总理温家宝任主任，李克强副总理任副主任。

在抑制需求过快增长和承担大国责任方面，继续实施节能减排政策抑制能源需求增长过快，在国内制定了严格的能源强度目标，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并向世界做出了降低碳强度和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的承诺。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

在保障供应方面，建设大型能源基地，发展核能、风电、水电能清洁能源，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充分利用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局势变化出现的有利时间窗口，建立和完善了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并以较为合适的价格实现收储，实现了与俄罗斯、中亚地区能源合作的重大突破。海外资源引进的西北、东北、西南、海上四大能源通道基本建成。积极参与国际主要能源组织的活动，行业影响力和话语权大大增强。

能源，国之大事。能源发展，绝非能源行业一家之事。破解中国的能源困境，推动中国的能源发展，需要更长远的打算，更广阔的思路。笔者认为，未来的决策者们，至少要妥善处理好以下五个关系：

一是妥善处理经济增长与保障供应的关系。中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要实现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增长完全脱钩是不可能的。笔者认为，既要保障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所需的能源，又要适度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保障供应，一定是要基于消费总量控制目标之下的行为。以能源消费总量的控制倒逼能源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真正实现科学发展。

二是妥善处理结构调整与资源接替的关系。油气是20世纪世界能源框架的核心，而电力是21世纪世界能源框架的核心。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短期内很难改变，化石能源仍将是未来几十年中国能源消费的主体，非化石能源仅仅是作为化石能源的补充。因此，中国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的目标要明确，即“减煤、稳油、增气，发展非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的提高并不必然带来能源安全形势的恶化。特别是煤炭和天然气，完全可以大量增加进口，适度提高对外依存度。对于国内资源的开发，没有必要“吃干榨尽”，要留有余地。天然气将成为中国最重要、最现实的资源接替来源，非常规油气资源距离大规模商业开发的目标还需要市场检验。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能够极大的提高中国陆上和海上资源的储量寿命，延展中国能源安全的时间和空间。

三是妥善处理消费中心东移与生产中心西移的关系。东部地区依然是能源主要消费区，中西部地区已经成为中国能源生产的中心。资源能源开发要与区域发展相互协调，并与国家对不同地区的主体功能区定位结合起来。东部地区要为消耗大量资源能源支付更高成本，中西部地区要实现资源增值并把增值部分留在本地用于地方经济发展，弥补历史欠账。要把国家能源网络（电网、气网、油网）的规划、布局和完善纳入国家规划之中，规避行政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业本位主义，探索电网改革以及油气管道国家化问题，并在条件成熟之时予以实施。

四是妥善处理行业改革与国企改革的关系。行业改革实际上是市场结构的重大调整，国企改革则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行业改革与企业改革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不能互相替代，更不能偏废。社会舆论广为诟病的“垄断”、行业集中度过高等问题绝大部分与行业改革滞后有关。行业改革绝非企业力所能及，更非某一部委力所能及。依靠国有能源企业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传统思路需要全面而深刻的反思。能源行业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壮士断腕的政治勇气和魄力，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明确行业标准，消除行政性进入门槛，实现竞争主体的多元化。

五是妥善处理能源外交与“走出去”的关系。能源，特别是油气，很难脱离国际政治。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需要国家稳定的、成熟的外交政策的有力支持，才能“走”出成果，“走”向成功。能源外交与“走出去”的关系实际上是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的关系。企业“走出去”大多是在能源外交的框架下实现的。但在很多事件的处理中，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并不是完全契合。能源外交和企业“走出去”如何协调一致？是遵从现实的物质利益，还是某种理念？理想主义或现实主义，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中国需要有朋友，也需要有底线。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永远不要期望中国的能源安全形势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善。笔者认为，如果抱着传统的思维不放，很多问题可能永远是无解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被解决的，而是被遗忘的”，那正是因为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探索已经开始，可怕的不是利益格局的复杂，而是方向的模糊。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