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在抓住外部三次重大机遇推行对外开放，并在国内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次重大机遇，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承接了西方的大量产业转移。第二次重大机遇，是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柏林墙倒塌，苏东剧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阵营对峙结束，全球统一市场形成，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开始，中国搭上了这一班全球化的列车。第三次重大机遇，是21世纪初期，中国加入WTO，全面的融入世界经济，以国际经济规则来改造国内经济规则，并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增长，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唯一一次不是通过重大制度性变革而推动的经济增长。在全球化出现“逆转”和内部改革遭遇巨大障碍的双重困境下，中国必须通过大规模的制度建设实现国家良治，推动经济增长。从国家管制转向国家治理的过程中，要回归常识，弱化特色，借鉴他山之石。

一、改革历程：两次回潮和三次机遇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国家放松管制的三十年，是政府权力逐步退出市场的三十年。文革后的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国家财政负债累累，人民生活处于贫困水平。改革开放，一定程度上是财政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转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实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回潮期。第一次发生在19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内经济改革遇到困难，并爆发学生运动，改革开放面临全面回潮。邓小平南巡讲话奠定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基调，成为20世纪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在面临重大抉择之时又被拉上了正确的轨道。

1990年代以来，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曾经一度辉煌的集体企业每况愈下，原来的“集体企业”或是退出市场舞台，或是改成股份制企业或股份合作制企业，到2010年仅剩下0.92万个集体企业。21世纪以来，非公有经济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经大大高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第三产业也走出受到抑制的状态，迅速发展起来。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23.9%持续上升到43.0%。

数据来源：2009年以前的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汇编》全国篇，2009和2010年数据来自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

图1 建国以来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工业总产值结构演进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0年数据来自《2011年中国统计摘要》。

图2 1978——2010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动

 第二次回潮期发生在21世纪最初几年。企业改革是改革开放的重要领域，国有企业的改革经历了复杂而激烈的过程。中共十七大前后，一些学者对国企改革方向提出全面质疑，并最终演变为对“要不要改革”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由于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引起一些社会阶层的强烈不满，一些人甚至公开反对继续推行改革开放。而辩论双方都扛起改革大旗反对对方。这一争论以最高层领导“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的表态而告一段落。但此后，关于改革争论从未停止。

三十多年来，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扣除通胀因素，从1978年到2010年GDP实际增长了20.6倍，平均每年增长9.9%；人均GDP增长了14.7倍，平均每年增长8.8%。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期并非是全球经济的起飞阶段，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放缓许多。但是中国抓住了三次重要的外部机会，曾经“超英赶美”的梦想看似遥不可及，转瞬间到201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

第一次机遇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滞胀，经济大调整，产业转移。石油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一轮较长时期的滞胀，世界经济重新洗牌，发达国家大量产业开始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此时打开了国门，开放国内市场，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积极融入到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凭借劳动力价格优势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紧抓东亚产业转移契机，在大力吸引外资的同时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经济初步起飞。

数据来源：2009年以前的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汇编》全国篇，2009和2010年数据来自《2011中国统计摘要》。

图3 中国利用外资表现

 第二次机遇是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柏林墙倒塌，苏东剧变，两阵营对峙结束，全球统一市场形成，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开始。这一时期，中国设立海南经济特区，开发上海浦东，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拉开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序幕。同年，中共十四大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内改革的力度更大，中国政府在应对经济过热的同时，进一步开发国内市场，启动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投资环境得到很好改善，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日趋活跃。

第三次机遇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之下，中国的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加快，中国逐渐成为亚洲、欧美、非洲、拉丁美洲等许多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2001年加入WTO，对外贸易增长迅速，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引擎。借助这一契机，中国进一步根据国际贸易规则改革国内规则，全面融入国际市场，成为世界工厂。911事件后，由于反恐的需要，大国加强合作，欧美空前团结，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合作紧密，中国获得了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

数据来源：2009年以前的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汇编》全国篇，2009和2010年数据来自《2011中国统计摘要》。

图4 中国对外贸易表现

 从经济波动的剧烈程度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已经基本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经历了5个经济周期。在5个经济周期中有3次“大起大落”，每次“大起”经济增长率都在20%左右，每次“大落”经济增长率都很低，有两次甚至出现了负增长，1961年的经济低谷经济增长率为-27%。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波动主要受政府计划左右，经济在浓重的政治背景中扩张收缩，导致经济波动大起大落。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为计划经济时代剧烈的经济波动划上了句号。从经济数据的表现来看，改革开放后经济经历了5个周期。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经济的波动幅度趋于缩小，经济周期也从“古典型”转型为“增长型”经济周期。古典型经济周期在经济衰退时表现为经济总体水平出现负增长，而增长型经济周期在经济衰退时仍是正增长，只是增长幅度下降，经济总量在增长。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经济波动大起大落，几个经济周期表现为古典型经济周期。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调控经济，经济增长仍然有所波动，但即使在经济周期的谷底，仍保持一定的速度在增长。

数据来源：2009年以前的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汇编》全国篇，2009和2010年数据来自《2011中国统计摘要》。

图5 1953——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趋势 

二、非制度性增长：金融危机以来的政策脉络和困境

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终结了20世纪70年代“大滞胀”以来世界经济经历的20多年“大缓和”的繁荣周期。在没有新兴产业带动，没有国际制度安排创新的背景下，主要经济体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共同特征是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给一个垂死的病人注射强心剂。

全球主要经济体都相继出台了各具特色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些刺激计划规模不一，结构相异，对于本国经济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规模接近8000亿美元，其中40%的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上，其他则被用在了转移支付、公共卫生、社会救济以及信息技术等方面，重在长期效果。中国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以投资和产业振兴为主线，短期效果较为显著。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中美两国的刺激方案互换一下可能效果更好。欧美等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在本国收效不大，甚至因为债务问题而导致经济每况愈下，同时也造成了新一轮的全球性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给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造成输入性通胀的压力。而中国在危机之后的结构问题反而更加严重，很多看似拥有“民意”基础的政策实则是计划经济思想的回潮，余毒未了，并延续至今。这些政策的共同特征是数量控制多于价格调整，行政干预多于市场自发调节，权力向政府集中。加之中长期面临的人口红利衰减，劳动力成本上升，进入中等水平阶段后社会经济矛盾增加，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反而不如金融危机之初那样被市场看好。

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这些政策措施的效果，但可以肯定的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大危机，那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政治家和金融家们首先想到的是“一定要做点什么”，却并没有想清楚应该怎样做，这样做的后果又会是什么。

于是，史无前例的货币膨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报复性上涨，新兴国家通胀骤起，发达经济体通胀压力显现。在经济救助方案之下，私人债务虽大量转化为政府公共债务，但债务没有消失。待刺激政策效力递减，经济不见起色，再刺激则投鼠忌器，债务问题反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愈演愈烈。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市场人士，普遍感到形势的不确定性，普通公众更感到迷惘。

解决债务问题必然要求这些经济体内部进行激烈而痛苦的结构调整，必然损害一部分甚至大部分人的当下生活、福利乃至前景。希腊、英国、澳大利亚、美国这些老牌的发达经济体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现代民主体制的约束下，政治家很难也不敢下定决心推行国内的结构调整和改革。

中东北非地区的阿拉伯国家民众则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从民生诉求转向了民主诉求，赶走了长期执政的“伟大领袖”，战火至今不息。还在台上的那些长期执政或世袭领导地位的国家，也纷纷做出改革的姿态和承诺。这样的故事，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也曾经在东南亚国家上演过。只不过，这一次危机，影响遍及全球，发达经济体也不能幸免，其受影响的表现形式与上述发展中国家不同罢了。希腊民众反对的是政府的经济紧缩政策，美国民众痛恨的是华尔街这帮制造危机又最先受到救助享受高薪的家伙。是的，华尔街这帮家伙，制造了泡沫，掠走了财富，把危机、萧条和痛苦留给了普通人。但是，经济学家们都知道，泡沫的始作俑者，是美联储，而不是华尔街。

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所有的国家都需要“改革”、“开放”，在国内经济结构上改革，在国内政治体制上改革，在对外经济交往上开放，在对外贸易以及移民等政策上开放。但囿于国内各种各样的因素，“改革”与“开放”基本上是没有希望的，是个死结。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在以不可遏制的趋势逆转，发达经济体忙于解决国内问题，迎合民众的诉求，试图实现“再工业化”，拿回被新兴经济体占有的市场份额，促进国内就业，其经济政策趋于保守，在贸易、汇率等问题上更加具有攻击性。全球贸易和经济环境，不是改善了，而是恶化了；中国的贸易条件，不是改善了，而是恶化了。未来的世界经济走势将会如何，又会如何影响到中国经济？

中国的情况是，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唯一一次不是通过重大制度性变革而推动的经济增长。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改革与转型这样的制度变迁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城市改革，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巡讲话推动的市场化改革，90年代中后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其方向都通过重大的制度变革推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但这一次不同。此次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我们看不到任何重大制度变革的影子。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这是一次以货币膨胀换取经济复苏的经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没有重大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这种复苏是不可持续，大规模的货币膨胀必然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将不断显现。

在外需严重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的货币环境出现严重的紊乱，房地产市场最大的泡沫恰恰形成于金融危机后的一年。控制通胀和保证经济增长进退两难，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凸显，局部地区的高利贷危机正在形成重大的金融风险多，庞大的外汇储备面临持续缩水的危险，热钱对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冲击如剑在悬，资源和能源约束越来越大，多年来积累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以行政手段和数量控制的方式来干预市场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常态，生产关系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越来越差，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国家治理和政府服务的方式亟待改进。在一些地方，社会管理沦为管制和压制的噱头和工具。

金融危机后的许多政策，给人的感觉是上层和下层完全被隔绝起来，缺乏必要的沟通机制。对政策误解或负反馈，减弱了政策的效力或改变了政策初衷。而由于很多政策出台过于匆忙，缺乏必要的论证和辩论，政策本身离公众的要求很遥远。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所总结的中国社会“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式的结构依然存在：“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断裂的社会，不仅体现在社会各个阶层的分化上，各个阶层缺乏必要的沟通、交流和妥协的渠道、机制，上层与下层无法形成良好的政策反馈机制。而且，各阶层利益的逐渐固化，阶层之间的流动越来越困难，整个社会逐渐陷入近乎停止流动的状态。社会流动性越差，经济增长停滞的可能性就越大，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就越大。利益集团越固化，政策的短期效应就越强，形成权贵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就越大，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就越大。中等收入陷阱，一定程度上就是权贵资本主义陷阱。

三、现实选择：从管制走向良治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源头是计划体制，如今在很多领域，源头上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甚至是国家垄断模式。尽管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三十多年，但一旦有较大的内部阻力或外部冲击，这些领域乃至整个体制仍然可能倒退回改革的源头和起点。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主要经济体都在调整内部经济结构，对外经济政策趋于保守，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发生逆转，其深度和广度已远不及此前，加入WTO所带来的“外贸红利”已经消耗殆尽，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的动力将主要来自于国内改革。而改革的内涵也将继续围绕放松管制，推进市场化以及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的全方位改革。如果仅仅是全球化的外部环境逆转，我们还可以通过国内的改革来弥补；如果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发生逆转，国内改革向“左”转向逆市场化的方向，那么两个逆转的叠加将把中国经济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是放松国家管制和政府干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推行市场化，与世界经济接轨，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国企改革、住房改革，莫不如此。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是文革之后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财政面临巨大压力的背景下“自发”地“摸着石头过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尝试，其过程是由国家管制转向国家治理和政府服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其目标是实现“良治”（good governance）。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良治”是政府机构为了国家和全球的共同利益，通过合理的、连贯的、广泛的程序，确保管理机构高效和民主地运转。[1]

尽管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也成为很多国家改革效仿的对象，“中国模式”、“北京共识”成为国际论坛的热门词汇，中国人也曾一度沉浸在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之中。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近十年来，一些领域的改革几乎陷入停顿，有的则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当前，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经济社会变革的制度红利基本释放完毕，中国现在缺的是改革的动力，或者说形成改革动力的力量。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下具备改革共识，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人心思变”的时代，每个社会阶层都在强调改革，也都认识到改革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真正出路。但是，各个阶层的共识是不一致的。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当下缺乏改革共识，因为一些强势阶层没有改革动力，并对一些领域的改革设置障碍。中国经济的风险并不在经济领域，而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不在短期问题，而在长期问题；不在国际，而在国内。

当下，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需要调整，中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蜕变”，中国需要重新积聚改革的动力，打破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干扰，转向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所说的“强化市场型”政府模式。政府不再强力干预经济，而是为市场运行创造更好的环境，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果存在一种“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那也是指的未来，而不是过去和现在。

今天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与世界经济的波动越来越趋同，其繁荣与衰退的特征与其他经济体越来越一致。作为资本和商品双输出双顺差国家，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主要经济大国需要加强沟通交流，了解彼此的需要和关切。世界需要习惯中国的崛起，中国也需要承担作为大国的经济责任和政治责任。

四、历史观察：制度建设要回归常识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经济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分水岭上。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正以举世瞩目的发展速度迅速回归她在世界经济中的应有地位。

如果以古代世界中心城市的变迁来观察，古中国的中心城市领先全球的记录保持了2800多年，中国经济也几乎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辉煌了近3000年。在19世纪以前，中国经济的总量和规模始终高于西欧。从人均GDP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呈现一条缓慢上升的曲线。在公元4世纪—13世纪近1000年时间里，中国的发展水平始终高于西欧。从14世纪时起，特别是晚明以来一直到19世纪，中国经济停滞不前。中西方经济发展水平从这一刻开始泾渭分明，差距慢慢拉大。西方世界兴起，东方世界衰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相继崛起成为世界霸权国家，世界经济的中心转向西方。

二战之后，当中国人还沉浸在“赶英超美”的历史狂热中时，德国、日本从战争废墟上崛起。计划经济三十年，虽然给中国经济打下了重化工业的基础，但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改革开放之前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当中国大陆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时，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崛起。当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坚定的选择了市场经济道路时，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也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轨道。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经济造成重创，中国则幸运地实现了软着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印度在历史上的衰落与中国几乎同步。印度经济的崛起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起世界广泛关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都面临巨大的资源和能源约束，中印崛起正在日益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中国的崛起并非特例，也不是一个单独的现象，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了持续的上升。中国在发展，我们的邻居也在发展，而且他们崛起的速度毫不逊色于中国。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图6 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地位变迁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世界经济史上最贫穷经济大国。中国的人均GDP与世界富国相去甚远。即使中国的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并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但人均GDP水平也只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尽管经济规模也已经占世界总量的10%。但这与中国在历史上的世界经济地位仍然相距甚远。晚清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仍然接近三分之一。即便中国的经济规模恢复到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位置，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也仍将与发达国家有极大差距。即便中国如很多预测所言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仍然不高。经济总量的大并不意味着经济质量高，大而不强是中国经济的软肋。从长周期的眼光来看，中国还缺少与世界知名企业匹敌的大型民营企业和品牌，缺少引领世界科技进步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机制和实力，缺少在世界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话语权，缺少对于国际政治事务，特别是地区事务的影响力。二十一世纪初期，仍然是中国面临的重要发展机遇期，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时期也是一个社会矛盾高发期，经济风险高发期。历史上，因为发展战略失误、社会问题以及外部冲击而导致经济长期停滞低迷的国家数不胜数。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图7 中国与世界人均GDP差距分析

回顾19世纪以来大国崛起的经济增长轨迹，正如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所言，似乎一个国家的发展也是有生命周期的，从经济起飞到经济发展阶段，再到经济的成熟，停滞甚至走向衰退。一般来说，大国的崛起都有其经济霸权尤其是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的支撑，而每次经济的飞跃都有时间期限，最多持续二三十年高速增长。美国经历了两次高速增长期，一次是工业革命完成后1880年代到20世纪初期，第二次是二战后到60年代的所谓资本主义黄金时期，这两次持续高速增长均不过二三十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大约是30年左右，1990年左右日本资产价格暴跌，这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同样，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不可能一直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对外开放的“西风”已经转变风向，而对内改革的“春风”逐渐减弱，未来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新的“惊险的一跃”，还需要更加坚苦卓绝的探索。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人追求民主自由的大门，也启动了中国重新寻找在世界中位置的奋斗历程，这一历程是由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实验组成的。从苏联模式到中国模式；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小政府大社会到大政府小社会。尽管辛亥革命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年了，但中国人对于制度的探索仍然没有完成，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仍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如今，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依然突出，受外部环境影响的脆弱性越来越明显，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体制欠账、经济风险和社会矛盾越来越多，解决问题的紧迫性越来越强，国富民穷、贫富分化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性越来越大。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的惯性和现实的压力之下，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仍然需要继续探索经济转型和制度变革的道路。

与历史上的强盛时代相比，今日中国的变化并不特殊，中国仍然纠结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当中。被历史教科书歌颂的“变法”，大多与加强政府权力有关。西汉时期尊老子还是尊孔子的执政理念之争，北宋时期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改革理念之争，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体制之争，无不与此有关。只不过，今日中国的变化速度和规模，已经远迈汉唐，超越有宋一代。中国历史的变迁，其实没有跳出轮回的宿命。

从经济变迁的角度来看，今日中国之变迁，是用几十年的时间逾越了中国古代王朝几百年的盛衰周期，同时是在追随欧美国家二三百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中国迟早要从一个“追随者”、“追赶者”的角色演变为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如果不能没有类似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或者是重大的制度变革，中国的经济奇迹将难以为继。中国的改革之路已经到了需要从增量改革为主，存量改革为辅的阶段过渡到存量改革为主，增量改革为辅的阶段。所谓中国模式，是一个历史现象，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现象。中国模式的核心是回归常规、常识，弱化特色、特例。只有在未来，中国模式的内涵才可能更加丰富。中国未来的发展源泉，在于继续推进经济的市场化，推动社会政策的广泛覆盖和公平正义，推动国家制度建设。

从历史的长周期来看，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只是恢复到了1913年时在世界的经济地位，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9.32%，麦迪森测算的1913年这个值为8.83%。但麦迪森同样的测算方法在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达到了32.9%。即使如IMF所预测的，按购买力平价方法测算，2016年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届时中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能达到18%，与1820年经济规模占据世界三分之一的成绩相距甚远，中国的复兴之路仍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今后数年，是中国变革图强的重要时间窗口期，不同的改革取向将决定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经济乃至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发展方向。如果没有重大的体制变革和深化经济改革的魄力，那么中国极有可能遭遇双重“逆转”的叠加，中国经济的前景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从历史角度看，改革，不仅是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一种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改革，不仅是为当下的经济发展负责，也是为中国历史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

http://www.nbs.org.cn/ncresearch/views/2012/0511/1099.html

[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国治理》，中文版，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译，30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