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短期还是长期？
到底是短期的困难还是长期的趋势？这个判断极为重要。对于企业而言，如果是短期问题，可以通过“去库存”应对暂时的困难；如果是长期问题，则要考虑“去产能”准备过冬。国务院国资委已经对中央企业提出“过冬”的要求。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近日召开的中央企业强化基础管理工作现场会上表示，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开始进入一个紧缩时期，央企要做好3至5年过寒冬准备。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对周期的判断直接关系到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实际上，资本市场上早就争论未来的经济周期是一个“去库存”周期还是一个“去产能”周期。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面对短期的困难，或许还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加以规避；如果这是长期趋势，那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就大打折扣，而必须通过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走出困境。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这只是经济调整的表征，随着经济复苏，价格会出现逆转。也有一些行业人士认为，煤炭行业的“黄金十年”面临拐点。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新兴市场主管鲁吉•夏尔马近日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已经终结。笔者在去年曾对石油行业做出一个基本判断，石油行业可能要进入一个新的周期，这个周期既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长期低油价周期，也不同于新千年以来石油工业历史上历时最长的价格上涨周期，而是进入一个温和增长周期。我的一位经济学家朋友在综合上述现象之后得出了令人悲观的结论：中国经济已入死局，股市跌破2130难以避免。
这样的争论恐怕没有结果，分歧依然存在。或许，我们应该停下暂时的争论，去回顾一下历史。在现实中发现问题，到历史中寻找答案。
二、“大缓和”的终结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时代来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相对和平的环境和战后重建的开启，世界经济才步入了长期的增长。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爆发，世界经济进入“大滞胀”，“里根主义”、“撒切尔夫人主义”盛行，西方国家通过改革度过了滞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低油价周期的到来，世界经济进入“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时期，中心国家表现为高产出、低通胀，经济波动下降，经济危机基本发生在外围国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将人类带入了信息时代。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美国作为此次技术革命的先驱，加之其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受信息及通信技术（IT）的驱动，开始了长达10年的经济增长期。同时，苏东剧变，两大阵营对立结束，全球统一市场形成，新一轮经济全球化逐渐拓展。中国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只重要的力量加入到全球经济体系。当时，整个世界笼罩在一片高科技带来的繁荣之中，进入了所谓的“非理性繁荣”时期。为抑制通胀，美国开始采取紧缩货币政策。新旧世纪之交，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实际上，“大缓和”在此时已经终结了。但“格林斯潘”们的宽松政策延缓了经济周期的到来，延缓了世界性经济结构调整的时间，延缓了固有矛盾的爆发。
911事件爆发后，为了尽快拯救世界经济，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并将低利率政策保持数年。宽松政策的结果必然带来产能过剩和投机泡沫。这等于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却带来了更大的问题。由于利率降低，信贷规模膨胀，货币发行增加，美元贬值，全球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膨胀，投机行为十分活跃，股市进入了持续数年的大牛市。中国加入WTO，为世界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客观上增加了全球供给，抑制了主要经济体的通胀水平，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格林斯潘”式经济政策的负面作用。但是，这一轮所谓的繁荣周期并没有出现类似IT产业那样的新兴产业，全球失衡更为严重。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缓和”的彻底终结。世界主要经济体再次启用宽松政策应对经济衰退，延缓结构调整。中国的情况则更为糟糕。金融危机爆发原本是中国进行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契机，而四万亿刺激政策则将这种调整变为不可能，并导致结构问题更为严重，产能过剩趋势更加明显。
三、“大调整”时代来临
“大缓和”时期终结，“大调整”时期从金融危机爆发之际已经来临。金融危机之前的所谓繁荣周期是一个债务资产周期，即低利率的货币环境有利于债务人，不利于债权人，出现房地产、股票等资产牛市，国债熊市；“大调整”时期将是一个经济收缩周期，是一个债权资产周期，即收缩的货币环境有利于债权人，不利于债务人，出现国债牛市，资产熊市。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经济收缩周期中，经济发展的动力并非来自资源能源的消耗、基础设施建设的扩张等无机增长，而是来自企业创新能力、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新的营销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创建等有机增长。因此，资源、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在经济收缩周期都处于蛰伏期，而那些基于知识和创新的逆周期行业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这正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煤炭、石油等行业面临困境的经济史背景。金融危机之前，大量的上游投资涌入资源能源行业、制造业，但很显然，这些行业没有为“大调整”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从这一角度来看，不仅是煤炭行业，所有基于资源能源消耗以及规模扩张的行业都将进入一个调整、变革甚至生死存亡的时期。一个很长的冬天已经到来，这些行业需要准备足够的棉衣。
在经济收缩周期当中，美元将再度成为全球资金的避风港，资金大量流向美国，进入升值周期，大宗商品价格将承受来自美元的压力。与消费相关的产业（生产制造、物流、销售）将成为较为平稳的投资领域，金融服务、咨询服务（政策咨询、市场研究）以及人力资本投资（比如教育培训、出国留学）成为投资亮点。奢侈品、高档品的消费需求被削减，对房地产、汽车等行业来说是场灾难，可对轻工业和纺织业来说却是最大的福音。例如，纺织业虽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出口减少，但内销却稳步上升，正所谓“此消彼长”，“口红效应”十分明显。值得一提的是，影视等娱乐产业将获得令人难以想象的发展，萧条时期恰恰是娱乐产业大繁荣的时期，历史上很多著名的电影作品和电影演员都产生于危机和萧条时期。例如，大萧条时期就产生了费雯丽、赫本、卓别林这样的伟大演员。这一次也不例外。2009年末到2010年初，美国3D电影《阿凡达》全球票房突破20.39亿美元亿美元，刷新了《泰坦尼克号》在1998年创下的18.43亿美元纪录。那些基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及新的商业模式的产品依旧受到追捧。具备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产业或公司受到市场认可和投资者追捧。苹果公司的市值在2011年已经数度超过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公司。亚马逊的电子书销售在2011年4月1日以后首次超过了印刷书销量，电子书与印刷书的销量比为105:100。IT产业与新的商业模式结合，发展同样十分迅速。网络零售业、网络旅游业、网络游戏业等均异军突起，逆势而上，发展态势锐不可当。市场上的表现是，代表高科技公司的纳斯达克指数的表现也要优于道琼斯指数。
鲁吉•夏尔马认为，“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挫，可提振严重依赖进口原材料的西方经济体，并将资本释放到生产率更高的行业中。如果在下一个十年中，美国科技业再度引发狂潮，我们并不会感到惊讶。这和19世纪很相像，当时的美国在三十年里掀起了两次铁路建设狂潮。石油泡沫的终结，可能会使科技业重领风骚”。鲁吉•夏尔马说法只说对了一半，科技革命需要酝酿，也许需要更长时间。尽管现在我们还看不到是哪一个新兴产业将带动世界经济走向新的繁荣，但是可以预见，美国仍然可能是爆发新科技革命的大本营。
四、如何走出“大调整”？
金融危机开启了“大调整”的序幕。世界经济结构将被迫做出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将被迫做出矫正，世界经济的复苏需要新兴产业的出现并带动。不管怎样调整，如果没有新的技术革命，全球经济很难走出泥沼，实现“凤凰涅槃”。“大调整”至少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危机的集中应对阶段和经济的自我调整阶段。“大调整”中间会因为各国政策的变化出现小的周期转换，但总体来看，“大调整”的时间少则七八年，多则十年乃至以上。
美国力图“再工业化”，抬高贸易壁垒，尽管并不尽如人意。奥巴马希望通过发展清洁能源来提振经济，恐怕很难达到预期目的。能源行业是一个基础行业，它无法起到像IT产业这样的作用。美国恐怕只能依靠原有的创新体系和不断涌入的资本相结合，催生新的产业。欧洲紧缩财政，过紧日子，消除尽管债务国家的人民声浪此起彼伏。目前只能寄希望于在德国的主导下统一欧元区财政政策，实现真正统一的欧元区。如其不然，欧洲将会在“债务肿瘤”的折磨下毫无建树。中东北非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发生巨变，民众从民生诉求转向民主诉求。政治民主化之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将经历重新分配和调整，在下一个经济周期中，他们将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一部分。
中国错过了金融危机后的结构调整的机会，产能过剩问题反而更加严重。如果仍然把当前的经济困境视为短期问题，仍然沿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和投资拉动，那只能再次吹起房地产泡沫，加剧产能过剩的形势，甚至步入“流动性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如果因产能过剩而陷入危机，那么世界经济也无法幸免。
给中国经济的药方是有的，但使用这个药方需要很大的政治决心和政治勇气。只有决策者下定决心，民众才有信心，才能看到希望。从这一点上看，信心确实比黄金还要宝贵。未来，城镇化是一个突破口，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产权改革、收入分配改革、要素价格改革解决结构性问题，消除产能过剩。绝不能再次用扩大投资的办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那只能令形势更加糟糕。当然，现实的政策恐怕不会如你所愿，形势远比想象的要更加错综复杂。但我们必须弄清楚，“大调整”来临，挡也挡不住，这是经济周期的力量，我们必须学会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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