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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调整是否迎来最佳时机？

访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管清友

管清友：节能减排的承诺确实会对经济结构调整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个外部的约束条件，这既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推动力。中国的经济转型已经到了不得不做，非做不可的地步。

价值中国：中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已经很多年，但是一直难以达到目标，低水平重复建设、“三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和资源性）、产能过剩等现象还是大量存在。您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遇到的阻力是什么？

管清友：我认为经济转型的阻力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点、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特殊阶段。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发达国家也经历过。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很难逾越重化工业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经济重工业化，“三高一资”产业处于主导地位，这个发展阶段所具备的特性我们难以避免。但是，中国的特点是，与相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城市化和市场化程度发展不足，服务业严重滞后，重化工业比重畸高。

第二点、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其实这个很早就存在，在内需中，投资的比重过高，消费的比重过低，而且消费比重处于一个持续下降的地位，属于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在内外需的关系上，我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过度地依赖外需，这对于一个大国经济而言，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很难再现危机之前出口高速增长的情景，这就迫使我们必须要加强国内制度建设、信用体系建设，引导出口部门的产品转向内需。

第三点、政策上的问题。我国一直以来鼓励出口，鼓励加工制造业。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过剩劳动力的就业，提高了从业者的收入，但也有很多负面效应。我们国家对出口部门的鼓励实际上是建立在比较低的资源价格、劳动力价格上，出现了为了出口而出口的现象，客观上就造成了政府鼓励经济结构畸形化的结果。

价值中国：如果经济结构再不转型，长此以往，您认为这会对中国经济、社会造成什么后果？

管清友：我国的经济结构中有几个比较明显的问题：

第一、产业结构的失衡。产业结构的重工业化，导致了资源、能源的高消耗，温室气体的高排放，对环境造成了高污染。

第二、内需和外需的比例失调。在中国现在的经济结构下，外需高速增长、内需萎缩；而在内需中，由主要是依靠投资，造成了消费萎缩。就一个大的经济体制来讲，如果经济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在一定条件下，就会诱发很多问题，比如说外部条件变化，一旦外部消费没法提供，经济就发展就会很困难。

支撑这种生产模式的生产要素有四个方面：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劳动、管理和技术创新。高资本投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技术创新不足，都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要不要转型的问题，而是必须要转型的问题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被动式的了。在金融危机之后，出口部门的压力越来越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摩擦时有发生。欧美市场吸纳中国制造产品的能力下降了，出口很难恢复到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所以经济必须转向内需，这是被动式的。

第三，投资消费比重失调严重影响经济的内生动力。投资和消费的问题，计划经济时代就注意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已经提出来了，当时采取了很多措施试图解决，但不彻底。最近几年这一情况有所恶化。经济的重化工业化必然是投资高涨，消费受到挤压。从储蓄率来看，在政府、企业、居民当中，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增长得远比居民的储蓄率要快，政府和企业的储蓄呈上升的态势，居民的储蓄呈下降的态势，这是高投资的来源，高储蓄才有高投资，高出口。

第四，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各阶层收入差距扩大，社会消费倾向降低。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直接造成消费需求不足。

价值中国：我注意到一些数据，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1.9%，而今年3月份，温家宝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GDP预期增长8%左右，您对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数据怎么看？是否蕴含深意？

管清友：两会提出的GDP增长率预计在8%左右，这是全年的平均水平，一季度的数据达到了11.9%，这两者并不矛盾。由于去年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的惯性，一季度还是高增长，所以GDP在全年的增长一定是呈现一个前高后低的局面。只要我们重视结构调整，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即便考虑到去年经济增长的惯性，政府提出的8%的目标还是可以实现的。

价值中国：您认为这次政府大力调控房地产市场和推进节能减排，能否说明政府对转变经济结构已经下定决心？房地产能够带动很多行业的发展，比如说钢铁、水泥、建材，这些都是高耗能的产业，您认为调控房地产市场是否为调整经济结构的一步棋？

管清友：我认为调控房地产跟经济结构调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会间接影响到经济结构调整。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很强，并不是说要调整经济结构，要减少高耗能产业，就要把房地产打压下去，我理解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意图不是这样。如果一味打压房地产市场进而影响到全行业的投资的话，宏观经济就会受到很大影响。这一轮调控房地产市场主要是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虽然房价的泡沫很难界定，等泡沫破灭之后才会知道什么是泡沫，但大部分人都认同目前房价确实上涨很快。房价的上涨是个货币现象，房价过快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是宽松的货币环境，而土地供应并未出现宽松的局面。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是对的，但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下功夫。既要打击投机，挤出泡沫，又要增加供给，努力实现“居者有其所”而非“居者有其屋”。如果仅仅抑制需求而不从供给上做文章，那会引来下一轮房价的报复性上涨。政府现在已经在推动城市的旧城改造，棚户区改造，增加保障性住房供应，这个方向是对的。但调控房地产市场绝不是通过打击一个产业来减少能源消耗。相反，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政策措施来推广节能建筑，推广分布式能源，这样做的效果反而会更好。

推进节能减排，中国政府历来很重视。只是由于这些年产业结构越来越“重”，节能减排的压力反而越来越大。“十一五”开始，中国把降低单位GDP能耗20%作为约束性指标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这是很强的政治决心。效果也是有的，但要完成十一五的目标，还需要更加严厉的政策：如淘汰落后产能，更加严格的环保、能耗和排放标准，更为宏伟的造林计划，更为深入的企业兼并重组计划等等。

调整经济结构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我们必须要清楚，中国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存量改革阶段，光靠增量改革已经很难达到预期目标了。结构调整主要涉及到产业结构的调整，收入分配的改革，内需外需的比例结构调整。这些问题利益的分配，涉及很多人的利益，也涉及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利益分配。比如，要改革收入分配结构，政府和企业肯定要向居民让利，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在收入分配方面肯定要向居民倾斜，这就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配。

价值中国：2009年，中国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做出了节能减排的承诺。2010年5月7日，环保部长周生贤透露，在即将出台的“十二五”规划中，环保部将着重从环境经济政策、环境标准、环境法规等方面制定一系列新的政策。您认为这些条件对促成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会起什么样的作用？

管清友：2009年，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就做出了到2020年实现碳密度下降40-45%的承诺。这一承诺是一个重要的外部约束条件，对经济结构调整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做出这个承诺，既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推动力。这一约束条件所带来的政策调整，将会有助于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引导资源能源的节约，也有助于改善我国的经济结构。从本质上来说，这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减少外部压力并承担大国责任的重要举措。

现有的很多研究只注意到作为约束条件的减排行动所带来的成本，但减排行动的收益也是巨大的。在提高能效、推动节能、减少资源消耗等方面，降低某些产业的能源强度，降低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它会从根本上提高这些产业的竞争力。节能减排其实是从根本上提高一个国家经济的碳生产力，这是一种国际竞争力。通过硬性的约束来要求企业和产业达到这个目标，这就会推动企业和产业的技术创新。企业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加强管理才能减少碳排放，提高碳生产力。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如果碳生产力不强就会被淘汰；如果对减排没有准备，有的产业可能会受到冲击，比如电力行业，交通运输业等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长远看，我们的经济发展必须为环境负责，为我们的后代负责，也为全人类负责。我对十二五期间强化环保和排放标准，加大监管力度持支持态度。

价值中国：您认为经济转型有望在什么条件下实现，中国在转型的路上还需要走多久？请您预期经济结构转型后中国发展的前景。

管清友：中国还需要在转型的路上走多久，我认为还很难说。因为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强大的推动力，但是我们也很难预计什么时候能完成，从发达国家发展的经历来看，它们走了一个自然渐进的过程。我们现在也面临很多约束，这些约束条件迫使我们必须缩短经济结构调整的时间和过程。比如，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与全球性能源资源供应紧张的约束、全球变暖要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我们自己的环境约束等等。虽然我不能预计中国经济转型需要多久，但是它已经到了不得不做，非做不可的地步了。如果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能够加快速度完成了，那么，我对未来我国经济的发展还是抱有比较乐观的态度。如果改革的力度不大，那可能就会耽误重要的历史机遇。金融危机的爆发为我们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个机会。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欧美国家的经济制度对抵抗经济危机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这些国家的自我调整能力。比较而言，我们调整起来更困难。我们的问题是长期的问题，而欧美国家的问题更多是短期的问题。

价值中国：5月13日政府出台了支持民间投资的政策“新36条”，您怎么看待民间资本进入能源领域？

管清友：“新36条”也是在结构调整的大背景条件下出台的，我们要提高经济的质量，必须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经济政策的实施必须“出手要快、出拳要重”，必须借助一些国有企业来实现政府的意图，通过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来带动民间资本，发挥市场的作用。现在，已经到了第二阶段，要让更多的市场竞争主体进入各个领域，进一步激活民间投资，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选择。“非公36条”之前也有，现在面临的是重新激活民间投资的问题，民间投资到了接受市场选择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点。现在政府开放了很多领域，其中就包括能源领域，石油、天然气行业，从这个行业来讲，部分开放市场，让民间投资进来，既有利于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调整结构，也有利于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民间资本既可以在中下游加入到能源行业中来，又可以走出去，获取资源，从事贸易。对原有的国有企业来讲，是一种风险和责任的分担，有更多的市场主体进入到这个行业，能够增强这个市场的竞争性，增强各类市场主体的竞争能力，并让消费者从竞争中受益。

「记者：李春雨」

2010-5-21

管清友：青年经济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长策智库全球宏观经济政策（GMEP）项目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和能源经济。

近年来，支持有关部委和机构委托的课题多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在主流财经媒体发表经济散文、评论数百篇。

著有《后天有多远？——通货危机、石油泡沫和气候变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出），《石油的逻辑——国际油价波动机制与中国的能源安全》（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胡鞍钢合著，清华大学出版社）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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