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基于人性和常识的制度建设

 管清友 

这是个人心思变的时代，社会各阶层达成了少有的共识：中国迫切需要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到以制度建设为中心。但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建设？

回到历史中，中国崛起并非特例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只是回归她在世界经济中的应有地位。如果以古代世界中心城市的变迁来观察，古中国的中心城市领先全球的记录保持了2800多年，中国经济也几乎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辉煌了近3000年。在19世纪以前，中国经济的总量和规模始终高于西欧。从人均GDP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呈现一条缓慢上升的曲线。在公元4世纪—13世纪近1000年时间里，中国的发展水平始终高于西欧。从14世纪时起，特别是晚明以来一直到19世纪，中国经济停滞不前。中西方经济发展水平从这一刻开始泾渭分明，差距慢慢拉大。西方世界兴起，东方世界衰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相继崛起成为世界霸权国家，世界经济的中心转向西方。

二战之后，当中国人还沉浸在“赶英超美”的历史狂热中时，德国、日本从战争废墟上崛起。计划经济三十年，虽然给中国经济打下了重化工业的基础，但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改革开放之前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当中国大陆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时，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崛起。当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坚定的选择了市场经济道路时，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也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轨道。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经济造成重创，中国则幸运地实现了软着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印度在历史上的衰落与中国几乎同步。印度经济的崛起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起世界广泛关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都面临巨大的资源和能源约束，中印崛起正在日益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中国的崛起并非特例，也不是一个单独的现象，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了持续的上升。中国在发展，我们的邻居也在发展，而且他们崛起的速度毫不逊色于中国。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世界经济史上最贫穷经济大国

中国的人均GDP与世界富国相去甚远。即使中国的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并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但人均GDP水平也只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尽管经济规模也已经占世界总量的10%。但这与中国在历史上的世界经济地位仍然相距甚远。晚清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仍然接近三分之一。即便中国的经济规模恢复到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位置，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也仍将与发达国家有极大差距。即便中国如很多预测所言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仍然不高。经济总量的大并不意味着经济质量高，大而不强是中国经济的软肋。从长周期的眼光来看，中国还缺少与世界知名企业匹敌的大型民营企业和品牌，缺少引领世界科技进步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机制和实力，缺少在世界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话语权，缺少对于国际政治事务，特别是地区事务的影响力。二十一世纪初期，仍然是中国面临的重要发展机遇期，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时期也是一个社会矛盾高发期，经济风险高发期。历史上，因为发展战略失误、社会问题以及外部冲击而导致经济长期停滞低迷的国家数不胜数。

回顾19世纪以来大国崛起的经济增长轨迹，正如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所言，似乎一个国家的发展也是有生命周期的，从经济起飞到经济发展阶段，再到经济的成熟，停滞甚至走向衰退。一般来说，大国的崛起都有其经济霸权尤其是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的支撑，而每次经济的飞跃都有时间期限，最多持续二三十年高速增长。美国经历了两次高速增长期，一次是工业革命完成后1880年代到20世纪初期，第二次是二战后到60年代的所谓资本主义黄金时期，这两次持续高速增长均不过二三十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大约是30年左右，1990年左右日本资产价格暴跌，这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当然，这个问题争议颇大）。同样，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不可能一直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对外开放的“西风”已经转变风向，而对内改革的“春风”逐渐减弱，未来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新的“惊险的一跃”，还需要更加坚苦卓绝的探索。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人追求民主自由的大门，也启动了中国重新寻找在世界中位置的奋斗历程，这一历程是由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实验组成的。从苏联模式到中国模式；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小政府大社会到大政府小社会。尽管辛亥革命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年了，但中国人对于制度的探索仍然没有完成，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仍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如今，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依然突出，受外部环境影响的脆弱性越来越明显，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体制欠账、经济风险和社会矛盾越来越多，解决问题的紧迫性越来越强，国富民穷、贫富分化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性越来越大。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的惯性和现实的压力之下，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仍然需要继续探索经济转型和制度变革的道路。

与历史上的强盛时代相比，今日中国的变化并不特殊，中国仍然纠结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当中。被历史教科书歌颂的“变法”，大多与加强政府权力有关。西汉时期尊老子还是尊孔子的执政理念之争，北宋时期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改革理念之争，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体制之争，无不与此有关。只不过，今日中国的变化速度和规模，已经远迈汉唐，超越有宋一代。中国历史的变迁，其实没有跳出轮回的宿命。

制度建设要回归常识

从经济变迁的角度来看，今日中国之变迁，是用几十年的时间逾越了中国古代王朝几百年的盛衰周期，同时是在追随欧美国家二三百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中国迟早要从一个“追随者”、“追赶者”的角色演变为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如果不能没有类似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或者是重大的制度变革，中国的经济奇迹将难以为继。中国的改革之路已经到了需要从增量改革为主，存量改革为辅的阶段过渡到存量改革为主，增量改革为辅的阶段。所谓中国模式，是一个历史现象，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现象。中国模式的核心是回归常规、常识，弱化特色、特例，以人为本，务实地看待人性，认真地、谦虚地学习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化、经济和制度建设成果。惟其如此，中国模式的内涵才可能更加丰富。中国未来的发展源泉，在于继续推进经济的市场化，推动社会政策的广泛覆盖和公平正义，推动国家制度建设。

从历史的长周期来看，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只是恢复到了1913年时在世界的经济地位，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9.32%，麦迪森测算的1913年这个值为8.83%。但麦迪森同样的测算方法在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达到了32.9%。即使如IMF所预测的，按购买力平价方法测算，2016年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届时中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能达到18%，与1820年经济规模占据世界三分之一的成绩相距甚远，中国的复兴之路仍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今后数年，是中国变革图强的重要时间窗口期，不同的改革取向将决定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经济乃至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发展方向。如果没有重大的体制变革和深化经济改革的魄力，那么中国极有可能遭遇全球化“逆转”和体制“逆转”双重“逆转”的叠加，中国经济的前景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从历史角度看，改革，不仅是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一种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改革，不仅是为当下的经济发展负责，也是为中国历史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