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改革的思路给民营经济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尽管在改革开放的路径选择上，中国始终强调“摸着石头过河”，但早在这一轮伟大的制度变迁之初，改革的推动者们就大致清楚要达到的“彼岸”是什么。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选择，除了是因为基于国情的判断而采取的积极稳妥的办法之外，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尽可能减少改革开放阻力的无奈之举。因此，过去三十多年的渐进式改革，从变革的领域来看，是而且必须是以增量改革为主，存量改革为辅。至今，我们仍然可以把过去的这三十多年称之为增量改革时期。在这一时期，民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国有经济则经历了一个涅槃的过程。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关系自始至终贯穿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

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来到了一个新的起点，面临新的选择，能否选择正确的路径将会决定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乃至政治局面的可持续发展和稳定问题。因此，2010 年5 月13 日国务院出台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业内称新“36条”）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框架性指导意见，也不仅仅是一个对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的规定。也许我们可以总结这样三个理由：

第一，从近期来看，民间投资具有替代政府投资继续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职能。为了应对史无前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经济刺激计划，并依然延续了政府主导型投资拉动经济的旧有模式。但是，政府投资的边际效用正在递减，经济刺激计划的负面作用也略有显现，政府需要从市场中“退出”，把市场交给真正的市场主体。如此一来，政府与市场顺利就完成了交接。而若想保持经济的活力和可持续性，必须激活民间投资。

第二，从一个经济周期的时间尺度来看，经济收缩周期民营经济承担着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责任。在过去的五六年中，全球经济包括中国经济都经历了一个大繁荣时期。金融危机打破了这一进程，并导致经济进入一个新的收缩周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经济收缩周期中，经济发展的动力并非来自资源能源的消耗、基础设施建设的扩张等无机增长，而是来自企业创新能力、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新的营销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创建等有机增长。因此，资源、建设等行业在经济收缩周期都处于蛰伏期，而那些基于知识和创新的逆周期行业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由于中国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分布特点，民营经济将承担起实现经济有机增长的重要责任。十几年前，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历过一轮“知识经济热”、“新经济热”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而未来五六年的收缩周期，我们仍将经历并且必须依靠有机增长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如果政府的政策不能及时启动民间投资，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那么就业就会重新成为社会问题，社会稳定受到威胁，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很大影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就很难实现。

第三，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长周期尺度来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国家经济制度有效性的最重要方面。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的说法，经济的繁荣与贫困取决于一个国家是否拥有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公共和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说到底，只有推动市场发展、保护市场主体、惩罚违约行为的政府才能创造经济繁荣的奇迹。中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今天，这种模式的绩效已经在递减，我们必须考虑适度的“退出”并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需要从经济发展型转向公共服务型，经济政策需要充分界定国有经济的边界，发挥民营经济的潜力。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都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也都是执政之基。在实际政策执行中，不但不能厚此薄彼，还要一视同仁。更为关键的是，需要根据实际形势的发展，对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重新定位，划分界面，使之相互促进，而非相互排斥。

今天，中国的改革之路到了需要从增量改革为主，存量改革为辅的阶段过渡到存量改革为主，增量改革为辅的阶段。在前一阶段，民营经济获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在后一阶段，民营经济需要承担更大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无论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的比例如何划分，界面如何确定，中国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绝不能动摇。

作者系青年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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