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一经提出，讨论颇多，其中也存有诸多误解。我理解，新型城镇化是新“四化”的载体，其“新”主要表现在理念上以人为本，实践中把人的城镇化作为政策出发点，实现手段是通过改革打破旧模式的束缚，实现制度创新。改革是新型城镇化的“硬核”，新型城镇化是改革的“抓手”。

　　中国现有的城镇化模式是一整套制度安排的结果，有成绩，但也有诸多弊端。比如人和地的矛盾。“人的城镇化”永远赶不上“土地的城镇化”，“造城”运动，“产业空心化”等问题严重，城镇化质量堪忧。比如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矛盾。户籍制度滋生了“身份等级”观念，身份歧视的背后是公共服务的严重不平等。比如政府和市场的矛盾。政府主导的模式降低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且产生大量寻租行为。比如农村和城市的矛盾。城乡割裂的二元体制，制约了农业生产方式的集约化转变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李克强同志强调，“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要把这个潜力发挥出来，还要靠改革”，“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李克强上周在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的分组讨论中指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是新型四化的必然要求。要在增强城镇承载能力的同时，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使农民工在城里安居乐业，使现代农业得到更大发展”。这很清楚地解释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讲明了改革在新型城镇化道路中的重要作用，统筹兼顾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和难题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

　　新型城镇化的进程要想正确处理好现存的矛盾，必须通过改革，打破原有的束缚要素合理配置的制度安排。每一对矛盾的选择和处理事关城镇化的成败，因此新型城镇化面临一系列矛盾的处理，需要遇山开山，遇水架桥。所以，新型城镇化一定是关于改革的一连串的事儿，很多改革交织在一起，情况复杂，任务艰巨。而改革的方向是促进要素流动，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并扩大内需，实现安居乐业。

　　择其大端，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处理好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矛盾，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镇化的过程，原本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过程。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项需要付出巨大成本的改革，为将农民工纳入属地公共服务体系提供财力保障，政府要舍得花钱，愿意花钱，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实现预算民主化。为此，分税制有必要做出重大调整，释放地方活力，减轻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加强对地方财政预算的监督和管理。允许地方先行先试，创造好的经验，中央管全局，把方向，塑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处理好人地矛盾、农村和城市的矛盾，实现土地增值的合理分配。“土地财政”要改变方式，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确保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长远生计有保障。在确保不损害农民权益、不改变土地用途、不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实现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矛盾，杜绝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科学处理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微观事务管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革地方政府考核体制，引导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和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总之，未来新型城镇化要走集约、节能、生态、创新的新路，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农村经济的自生能力。两手抓，两手都要兼顾。既要着力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又要积极支持必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制度创新把改革红利释放出来，实现扩大内需、经济转型、国富民强的远大目标。

　　（作者系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