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国家制度建设的光荣时代

管清友

美国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在其《邓小平时代》一书中曾指出“邓小平接班人面临的挑战”，包括：为全民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重新划定和坚守自由的界线；遏制腐败；保护环境；维持统治的合法性。尽管与中国官方的话语体系不同，傅高义教授所列举这几点挑战至今仍然排列在中国决策者目标函数的前几位。

从先秦以来中国历史的长周期来看，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说的“历史三峡”；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史的变迁来看，当下中国正处于迈向国家制度建设时代的门槛之上。时势造英雄，天降大任于斯人。改革，是进行时，而非过去时。无论是宏观经济管理的改善、公民社会的建设还是技术创新的激励，改革的目标应该建设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所说的“强化市场型政府”。实现这个目标，则需要现代国家哲学和制度的建设和创立。

中国的挑战，不在经济领域，而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不在短期，而在长期。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仍然很大。但是，经济学家早已做过预警：增长未必带来发展。今天的中国，人们对于腐败、环保、自由的关注，丝毫不亚于对经济发展的关注。与改革开放之初的内外环境不同的是，如果我们不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撬动存量，改善分配，优化制度，那么长期的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挑战将吞噬之前三十年经济改革的成果，乃至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和权贵资本主义。社会管理的改善，公民社会的建立，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要做的大事。跛脚的经济发展不仅不利于经济本身，也会让社会和政治领域的风险不断积聚。很多经济学家开始更为关注社会问题，原因就在于此。中国的发展问题是太过重要的事情，所以不能仅仅交给经济学家。

中国的改革，仍需要渐进式地逐步推进，但需要给予民众信心。设立清晰的目标，让民众参与之，汲取民间智慧；公布时间表，让民众期待之，获得广泛支持；明确一揽子改革方案，让民众认同之，争取时间和空间。国情复杂，不允许我们使用“休克疗法”。在渐进式的改革过程中，要明确“摸着石头过河”的对岸是什么。简政放权，稳增长，推转型，促就业，实现包容性增长。政府集中精力研究和解决中长期问题，从频繁的宏观调控转向可预期的宏观管理，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释放民间活力和创造力。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我希望后世学者在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能够总结两个关键词：习近平政治学和李克强经济学。

制度重于技术，技术进步促进制度改善。无论是美国的新经济，还是能源（页岩气）革命，都有赖于完善的自由竞争市场体制和彻底的产权保护制度，这是制度重于技术的原因。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是国家放松管制的一个极好的案例。创新需要自由的土壤、竞争的环境和对失败的容忍。移动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产业，它还是一种商业模式、技术形态、基础平台，让市场竞争体制变成了市场竞合体制；它不仅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传统的贸易格局，让不可贸易品变成了可贸易品。技术革命是公平的，它让中国不需要经历“赶超战略”而直接与世界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技术的进步，改变了传统国家治理的思路和模式，倒逼国家制度建设，以后也将极大推动中国的进步之路。

每一场经济危机的终结都离不开经济学信条的革新。终结“大萧条”离不开凯恩斯主义，摆脱“滞胀”离不开里根经济学，治好“英国病”也离不开撒切尔主义。同样，中国经济要走出今天的困境，摆脱“中国病”状态，完成转型升级，也必须依靠一种全新的经济学范式。李克强经济学可能是这种范式的代名词。如我在《从朱镕基经济学到李克强经济学》一文中所言，李克强经济学的核心不在于强调政府要做什么，而是强调政府不做什么，其基本特征是放松管制、强化市场、改善供给。

我想强调的是，彻底而大规模的经济政策往往都是在当时甚至以后被世人诟病的，因为这类经济政策往往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我的英国朋友在听我介绍中国经济和改革之后，问了我一个问题：他们做好挨骂的准备了吗？撒切尔夫人当年的改革，面临的政治压力很大，与阿根廷之间的马岛战争，拯救了撒切尔政府。基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的决策者为何一直在强调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去推动改革了。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