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把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结构比作“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上面的文官集团高高在上，人员庞大，既得不到下面的足够的信息，也无力去执行任何新的改革措施；下面由大量的农民组成，这些农民经营规模小，但人数众多，无组织，没有任何进化的动力；上与下之间依靠“尊卑男女老幼”三个基本组织原则联系。换言之为“文化精华或是施政方针或者科举考试的要点”，“没有一个涉及经济、法制和人权”。因此，中层是断裂的，或者说是无力的，上面的改革到不了底层，或者受阻，或者到底层就变了样，从而难以实现“数目字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ment）和经济方面的突破，使中国处于一种循环发展甚至停滞不前的境况。

相对而言，英国光荣革命后，通过改组高层结构、整顿低层结构、重订上下之间的联系，促进了资产与人力的加速交换，实现了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推动了经济高速发展。“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则以上的安排使一切数目化，这个国家也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这就是黄仁宇先生心目中理想的现代化经济管理体系。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黄仁宇先生剖析的历史片段已经远去，但其深邃的思想依然值得咀嚼回味。

抚今追昔，当下的中国经济又何尝不是一块难以“数目字管理”的“潜水艇夹肉面包”？这似乎可以看做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种困境。破解“黄仁宇困境”，对于打造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版，实现全体国民的“中国梦”，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宏观层面看，上面是“看得见手”的政府，下面则是“看不见手”的市场。强政府弱市场，对于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但长期存在而得不到解决，恐怕就是大问题了。眼前的例子，强政府弱市场之下，宏观经济总量数据看上去很美，但宏观经济的回暖没有释放市场的活力，没有给微观企业带来春天。相反，企业利润持续下滑，市场信心也随之陷入漫长寒冬。截至目前，中国的上证指数仍在2000-2500点徘徊，相比危机前6124的高点差之千里，这与屡创新高的欧美金融市场形成强烈反差。

从产业层面看，上面是产能过剩的制造业，下面则是供不应求的服务业。产业结构不合理，一定会出现过剩和不足并存的景象。根据IMF的测算，中国的实际产能利用率已经从危机前的80%降至2012年的60%。进一步看，闲置的产能大部分集中于制造业尤其是出口制造业。以盛极一时的光伏产业为例，中国在2012年的产能几乎相当于全球需求总量的1.5倍。但在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同时，企业竞争力不强的境况并没有改变，医疗、教育、金融等服务业却存在严重的产能不足，看病难、上学难、融资难等问题日益凸显。

从企业层面看，上面是养尊处优的垄断国企，下面则是步履蹒跚的中小民企。国强民弱，有历史的惯性，也有政策引导的因素。国进民退的情况时有发生，国有企业并当作“第二财政”，充当着宏观调控的工具。2012年中国有多达79家企业入选《财富》全球500强，但其中的民营企业只有5家，另外74家全部是垄断性国有企业。大型国企和国有银行不仅占据着最为核心的投资领域，而且还享受着最为优厚的政策和融资支持，弱势的民企只能望洋兴叹。

从个体层面看，上面是日益固化的权贵阶层，下面则是负担沉重的底层民众。权贵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是东亚国家的一个鲜明特点。中国能否走出或避免这一问题，颇费脑筋。以权力为中心而非以市场为中心分配资源，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顽疾，这种分配方式持续下去，国将不国。不管基尼系数是统计局公布的0.474，还是学者调查的0.61甚至更高，其实都不重要。根本问题是收入和财富占有差距过大，且这种差距不合理。公平条件下合理的收入差距不仅无害，反而有益，但依附于特权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则完全相反，这不仅会蚕食经济的效率，而且还会严重威胁社会的安定。

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上层和下层面包之间都缺少了顺畅传导和流动的制度纽带，这个纽带就是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要想打通这个纽带，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版，出路就是改组高层结构、整顿低层结构、重订上下之间的联系，其核心是加快市场化改革。

首先，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管住“看得见的手”，放开“看不见的手”，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实现“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激励相容，促进政府导向的粗放式发展向市场导向的集约式发展转变。以GDP为纲的政绩考核方式直接导致了地方政府大干快上的增长“锦标赛”，这种不顾效率和后果的粗放式发展虽然能带来GDP，但却严重损害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加大了企业经营的风险。只有转变政府职能，为市场健康运行保驾护航，才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才能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实现国民经济集约式发展。

其次，放松管制引导资源流向。加快推动服务业改革，实现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断层同样源自市场制度的扭曲，一方面，政府对出口和投资主导型增长的追求使资本被过度的引入制造业，造成过度投资（overinvestment）和错误投资（misinvestment），从而产生“潮涌现象”；另一方面，政府对金融、医疗和教育等服务业的管制阻碍了私人资本向这些投资不足领域的流动。因此，未来必须疏堵结合，引导资本向服务业转移，一方面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制造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发展消费性服务业扩大内需，拓宽就业渠道。

再次，公平公正对待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重新定位国有企业，加快国企市场化改革，保障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的公平竞争，构建双方新型竞争合作关系。过去三十年是对外开放，未来三十年要对内开放。一方面，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进国有企业的管理基金化、股权多元化、资产证券化，实现国有企业向公共企业的方向转变；另一方面，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最后，打破束缚人的自由和发展的藩篱。加快收入分配改革，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打破特权，构建“上”“下”之间互动机制，避免阶层固化，才能真正治本。比如，打破城市居民的特权，使城市和农村人口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障；打破政府官员的特权，清理以权谋私的“灰色收入”;创造公平就业环境，给“穷二代”、“农二代”实现“中国梦”插上“隐形的翅膀”。

历史上，文官和农民两层面包的融合靠的是科举制度改革。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社会的脱节已不只是文官和农民这么简单，真正的融合也不是某一项孤立的制度所能解决。只有通过多层次、全方位的改革，改组高层结构、整顿低层结构、重订上下之间的联系，建立一套“扁平化”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才能使中国经济真正实现由大到强的蜕变。

作者系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