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史，不禁对改革者们的智慧和勇气肃然起敬。

改革是什么？其根本是利益的调整。根据帕累托改进原则，最理想的改革应该是在不损害部分人利益的前提下，改善其他人的状况。但现实并没有这么完美，改革让部分人获益的同时，往往也会损害另外一部分既得利益者。更让决策者为难的是，如果改革不小心踩到雷区，随之而来的风险可能会同时让大部分人遭受损失，完全违背改革的初衷。因此，面对改革关口上的阻力与风险，逻辑上的论证通常会显得苍白无力，最终促成改革很大程度上要靠领导者闯关的魄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曾经历过两次重大改革闯关。第一次是1980年代末的物价闯关。1984-1988年起，中国曾实行了4年的“价格双轨制”，同一商品被分成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前者按照规定的计划价格出售，后者则按照自由的市场价格出售。由于市场价格通常远高于计划价格，于是产生了靠倒卖计划内商品赚取差价的“倒爷”。到1988年时，这种寻租行为已经非常严重，国务院价格监督检查组形容为“无法无天”。

当时，对形势的判断存在分歧。一方面是因为来自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担心物价放开之后的失控风险。在这个重要关口，邓小平发表的“闯关论”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要求全党发挥关公“过五关斩六将”的精神，而且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

在邓小平的力推之下，1988年3月，物价闯关正式拉开序幕，主要内容是价格双轨制的并轨，让市场决定价格的变化。但是，价格放开之后，市场也丧失了理性。物价上涨的强烈预期很快引发了全国性的抢购潮。根据当时的报道，“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电视机有图像就抱，电风扇能转就买，电冰箱有冷气就要。”很快，物价全面失控。中央迫于压力于1988年9月正式宣布调整思路，工作重点转向“治理整顿”。直到1992年之后，价格才基本全面放开。

第二次是1990年代中后期江朱市场化改革闯关。

1990年代初，南方谈话以后，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经济过热的苗头。货币信贷急剧扩张，M1增速从1989年底的-1%一路飙升到1993年中的39%，由此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过热，年通胀率一度高达12.6%。为了缓解经济过热与经济结构失衡的两大矛盾，中央国务院推进结构性改革、调整利益格局，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是顶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推进金融改革。朱镕基亲自兼任央行行长，大力清理三角债，整顿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史无前例的关停了广国投和海发行等金融机构，开创了金融机构破产的先例，避免了国家兜底的道德风险。

其次是顶着国企内部的巨大压力，推进国企改革。加快推进国企股份制改革，完善国企的现代企业制度，精简国企人员编制。朱镕基曾强硬表态：“国企只要留1/3的人就够了”。

第三是顶着地方政府的压力，推动财税体制改革。通过分税制改革将财税大权集中到中央，缓解了中央的财政紧张局面，理顺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税关系，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有利于集中财政力量解决重大经济问题。

第四是顶着企业、机关员工的反对声音，推进住房体制改革。由原来的行政手段、福利性质、实物分配制度，转变为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分配制度。职工根据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通过向市场购买或租赁住房解决住房问题，满足住房需求。

这次改革闯关，不仅摆脱了1990年代初经济过热，实现软着陆，而且还成功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考验。

也许现在中央国务院所做的去杠杆、去产能、调结构、促转型会在中国经济史上成为第三次闯关。

金融上去杠杆。近期，中国银行业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钱荒”。6月20日，作为短期流动性风向标的SHIBOR隔夜拆解利率首次突破10%，达到创纪录的13.4%，盘中一度高达30%，7天回购利率也攀升至历史新高11.2%。这种情况发生，既有季节性因素，新增外汇占款下降因素，也有银监会8号文、外管局20号文的监管因素。从根本上说，这是央行落实中央国务院控风险思路的具体体现。以往市场资金价格飙升时，央行通常会进行逆向对冲，而这次央行却一反常态，不仅没有放水，反而在6月18日和6月20日连续发行20亿元央票回笼流动性，整周仅投放280亿元。面对利率飙升，股市暴跌，央行随后发文稳定市场情绪，但同时要求商业银行调整资产负债结构。这次风险警示起到了作用，银行激进表外业务会有所收敛，我猜测管理层甚至做好了中小金融机构破产的心理准备。金融上去杠杆，地方债务的无度扩张才能被遏制，才不至于发生大的金融风险。盘活存量，用好增量，金融支持实体，才能推动转型。

经济上去产能。产能过剩既有长期的体制原因，也有短期的政策原因。所谓体制原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国企存在，非市场化行为导致无法去产能。二是地方政府出于政绩等因素的考虑，行政干预属地企业的兼并重组。以往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大多是通过增量吸收的办法解决，即在下一轮经济增长中消化产能甚至继续扩大产能。所谓政策原因，主要表现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刺激方案所导致的严重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无法通过市场手段解决，市场就无法出清，经济结构就无法调整，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版就无法实现。

简政放权。新一届政府作出承诺，要把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的1700多项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然而，从事无巨细一手抓，到简政放权交由市场，必然触动利益集团，犹如在刀尖上行走，要大胆更需要智慧。中央国务院推动审批权下放，调整宏观管理思路，容忍经济下行倒逼结构调整，不搞政府性投资刺激，改善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触及到了改革的核心。简政放权，短期可以稳增长，长期可以调结构。改革会形成预期，塑造经济内生动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理顺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核心是财税关系的调整。一是财权事权的重新划分。新任财政部部长指出，未来改革的方向可能是提高中央事权，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中央支出，由中央财政着重解决全局性的、普遍存在的问题，地方财政主要管理地区性的、信息不对称较强的事务。二是土地财政的改革。正确看待土地财政形成的原因和贡献，规避土地财政的负面影响，改变土地开发模式，避免强制拆迁。三是重新定位国有经济，改革国有企业，解决中央企业和地方政府在收益分配上长期存在的矛盾。允许地方政府探索国有资产收益服务于本地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事实上，闯关从新领导集体上任之处就已经开始。首先，顶住经济连续下台阶的压力，坚持不搞财政刺激，以控制政府债务的过度扩张；其次，顶住出口数据恶化的压力，坚决打击虚假贸易套利，以促进资本向实业渗透；第三，顶住银行流动性紧缩的压力，坚决规范银行理财业务，坚持不盲目放货币，以防止金融风险积累发酵。

这次闯关能否成功，还需要观察。还是那句话，既然是闯关，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