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萧条

管清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全球经济经历了一段平稳增长、通胀温和的“大缓和”（the Great Moderation）时期。很多人乐观地认为经济周期的剧烈波动将一去不返，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击碎了这一幻想。直到今天，金融危机造成的萧条还在持续，终结萧条已成为全球决策者的最大挑战。

克鲁格曼曾说过，经济学家只有一个样本，那就是历史。要终结萧条，反思上世纪的两次危机很有必要: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胀”。

反思“大萧条”

“大萧条”的主要问题出在需求端，由此催生了以刺激需求为主的需求管理政策，即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受边际消费倾向＜1、边际投资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定律的作用，经济中的有效需求不足会成为常态。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单靠市场，政府需运用“有形之手”进行资源配置。

胡佛总统起初并未完全接受这种思路，他坚持自由放任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萧条不断加剧。美国的GDP规模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萎缩了47%。直到1932年罗斯福就任总统，美国经济才逐步摆脱了危机和萧条。

罗斯福总统的一系列“新政”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一，采取措施恢复金融体系的活力。罗斯福先后颁布《紧急银行法》、《证券法》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对破产银行进行重组，对银行存款实行存款保险计划，遏制金融恐慌，整顿金融秩序。

第二，通过公共投资刺激产出和就业增长。1935～1942年，政府大规模增加公共投资，雇佣850万工人修建了12.2万幢公共建筑、66.4万英里新道路、7.7万座新桥梁、285个新机场和2.4万英里的地下水道。此外，还修建了大量的公园、游乐场、水库、电讯网络等。

第三，增加社会保障性支出缓冲失业压力。建立的《社会保障法》规定由联邦政府承担一半的工人社会保险金。该法案生效五年内，超过2800万人享受了政府提供的失业保障，还有200万以上的退休老人得到补助，有效缓和了经济危机对社会造成的冲击。

第四，通过税制改革调节社会收入差距。罗斯福签署了新的《财产税法》，将个人收入超额累进所得税率从59%调高到75%，同时对大企业和小企业实施差别税率，以求遏制财富集中、抑制垄断，一方面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缩小贫富差距，增进社会公平。

大萧条及其之后的深刻教训值得铭记。

一是货币政策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认为，一场普通的衰退之所以升级为百年一遇的大萧条，罪魁祸首是美联储袖手旁观导致的“货币供应量的崩溃”。美联储内部的权力斗争只是表象，深层原因是美联储官员对当时美国经济和货币困境缺乏正确认识，未及时采取逆周期的货币政策。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原理”也将矛头指向了货币政策。“费雪等式”即真实利率=名义利率－通胀率，由于货币环境紧缩，名义利率上升，再加上通缩预期，导致真实利率大幅上升，进而导致衰退。

二是需求扩张政策要合理适度。大萧条之后的逆周期财政政策有效扩张了内需，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同时导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攀升，造成需求的过度扩张。尤其是到上世纪70年代后，随着石油危机等供给面冲击，美国经济出现了滞胀。

反思“滞胀”

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催生了以改善供给为主的供给管理政策，其中以著名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为代表，强调限制政府的权力，从“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们运用宏观调控政策，成功克服了滞胀。

第一，实施减税减支，减少政府干预。里根和撒切尔政府在任内大举减税，尤其是富人的个人所得税，里根任内将平均税率从70%大幅削减到28%，撒切尔也将最高税率从82%削减至40%。与此同时，他们提出了平衡财政的目标。

 第二，改革福利和工会制度，改善劳动力供给。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从80年代开始，大举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改革工资法和工会制度，有效缓解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

第三，放松对市场的行政管制。一方面，放松政府的产业准入限制和管制政策。里根政府颁布了（12291号）政令，规定所有的政府部门在发布行业管制条例前都必须经过白宫的成本收益评估。另一方面，放松金融业管制，加快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金融市场得到快速发展。

第四，稳定货币发行，有效遏制通胀。里根和撒切尔夫人采纳弗里德曼的观点，提出“稳健货币”的目标，减少央行购买国债规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最低贷款利率，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

供给管理政策缓解了滞胀，但同时带来其他问题。一是过度的自由化。政府减少干预最后演变成不干预，使经济运行失去有效监督和风险管控，为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二是效率与公平的失衡。减税和削减福利政策恶化了社会的贫富差距，也是后来“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政策主线

本轮金融危机带给全球经济的问题比前两次要复杂。从需求端看，随着欧、美、日公私部门同步去杠杆化，全球仍处于需求收缩周期。从供给端看，IT革命的技术红利和全球化的制度红利已逐步退化，目前未出现新的长期增长点。当前的挑战前所未有，中国在借鉴历史上两次危机过程中，要在需求的供给管理两方面适度协调，梳理几条政策主线。

第一条主线是新型城镇化，借此刺激内需，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斯蒂格利茨曾将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新技术革命称为“21世纪影响人类的两件大事”。根据官方统计，中国目前城镇化率为52.6%，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左右的平均水平，而且显著低于金砖国家63%的平均水平。并且，这个数字统计的是常住人口，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没有城镇户籍，可能导致城镇化高估15个百分点左右。未来的新型城镇化要以人为本，一方面逐步打破人口流动性藩篱，比如放开户籍限制，为更多的人享受城市服务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加大力度改善城市基础设施环境，比如棚户区改造、下水管道改造、城际铁路建设、4G网络建设等，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此外，坚持以城镇化为主线，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

第二条主线是新型市场化，借此既可以刺激需求，又可以改善供给，增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中国的经济减速不是简单的周期现象，而是长期的结构减速，其根源是潜在增长中枢不断下移。为此，除了从需求面入手，更要通过市场化改革有效配置资源，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首先，加快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简政放权，简化审批程序，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其次，扩大民间投资准入，尤其是金融等服务业。最后，减少价格管制，既包括油价等传统的商品价格，又包括利率、汇率等资金价格。

第三条主线是新型货币金融化。从货币政策来说，坚持“稳中有为”的货币政策。大萧条和滞胀的教训说明，货币政策投鼠忌器，会通过需求紧缩恶化衰退，甚至引发类似钱荒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如果货币政策过度激进宽松，则可能会造成流动性过剩和通胀失控的风险。因此货币政策必须在稳健的基础上适度作为，对冲经济周期的波动。从金融政策来说，由于目前我国融资方式仍然以传统的间接融资即信贷为主，直接融资以及其他创新融资方式的发展仍相对落后，因此适度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居民、企业和政府的融资渠道。

第四条主线是新型全球化，借此缓解外部风险，增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由外而内，而不是由内而外。导致中国只能被动适应全球化，而不是主动让全球化更适合自己。金融危机之前，全球化正处于繁荣的黄金时代，中国的被动不是大问题，但未来，全球化已经进入充满挑战的黑铁时代。中国必须改变被动的韬光养晦策略，学会利用和改造国际规则，通过国际合作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这是由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必经之路。就此来说，上海自贸区和中瑞自贸区建设都是十分积极的信号，未来可继续在天津等地进行推广。

（作者系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