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金属充当货币的年代，货币的贬值仍然会发生，而且一旦发生，整个货币体系就会陷入崩溃。如果不足值的货币大量存在于流通领域，并且人们普遍按照面值来接受货币，就会出现格雷欣法则所表明的情况：劣币驱逐良币。这样，流通领域中的足值货币将会越来越少，不足值的货币会越来越多。以国家信用和统治者的权威担保的货币就会失去信用，人们会转而按照货币实际的贵金属含量（通常就是金银）来接受货币。同时，由于持有足值货币进行交换是不合算的，在劣币的驱使下，很多人会将足值货币（比如银币）熔化去换回黄金。而黄金在成为本位币之前的流通量是非常少的。如果整个社会都是如此，那么一个国家的货币体系基本上就陷入了瘫痪。这样的情况在英国历史上发生了很多次，货币体系的不稳定使得国家不得不频繁进行重铸货币的工作。1696年，英格兰开始了一次平常的货币重铸。但是，这次货币重铸却产生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结果——它造就了英国金本位的形成。并且，它使得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在世界铸币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位科学家的名字叫做艾萨克·牛顿(Issac Newton)。

货币重铸及其历史

在1696年货币重铸之前，英格兰历史上比较有名的货币重铸就分别发生在1257、1279、1299、1344、1412、1464、1526、1542、1544、1545、1546、1547、1548、1549、1550、1551年。如果说亨利八世统治时期（1509－1547或者1548）频繁的货币重铸是因为这一时期正是货币大贬值的时期，但是在商业革命时期（大约13－15世纪）“有别于欧洲其他地方的是，英格兰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时铸币是稳定的，具有良好的声誉”。（约翰·F. 乔恩：《货币史：从公元800年起》，李广乾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56页）即便如此，英格兰仍然不得不频繁的重铸货币。

概言之，金属货币时代造成货币体系不稳定以致于国家频繁重铸货币可能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金属货币在流通当中发生自然磨损。无论货币如何铸造精巧，在流通当中其自然磨损是无法避免的。这样的磨损是正常的，但由于磨损之后货币重量减少，实际流通中的货币质量就会下降。这就给投机者制造了机会，投机者可以将流通中未磨损的足值货币熔化换回黄金或者外国货币，这样一方面投机者牟取了暴利，另一方面流通中的足值货币大量减少。一个直接的恶果是通货陷入紧缩，对外贸易因而受到严重影响。

第二，打磨硬币牟取私利的现象普遍存在。在1660年代以前，英格兰的货币都是手工生产的，同时代的人称之为“锤打而成的货币”。虽然1662年皇家造币厂为了打击这些被称为“大剪刀”（clippers）的投机者引入了机械化生产，而且硬币边缘被铸造成了锯齿状（serrated edge），但似乎这些都无济于事。因为既然无法避免自然磨损，就无法区分故意打磨和自然磨损。投机现象仍旧存在。

第三，造假从而以假充真。在英格兰和其他地方普遍存在通过镀银的方式以次充好的现象。造假，也就是制造具有貌似真是的铭记但其重量或者纯度都大为降低的假币。

第四，造币者充当了“造假者”的角色。虽然英格兰实施了严格的控制，但是很多造币厂仍然违反规定铸造不足值的硬币。造币者这种造假行为被称之为“降低硬币成色”。而且，“在16世纪的价格革命中，降低硬币成色是难以避免的”（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徐子健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第41页）。

实际上，在16世纪，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统治者均采取降低硬币成色的办法来赖帐。希克斯说，国家制度和货币制度历来密切相关。国家从铸币中直接获利（只要象征性的铸币受到欢迎，铸币的利润总是相当可观的），但更多的好处是间接的。降低成色有两种形式，最为主要的就是通过征收“铸币税”（seignorage）从民间掠夺财富，这种情况一般是发生在统治者因为战争需要而获得财源的时候。具体做法就是发行更多单位的货币，但铸币用的贵金属数量却不变。这样的事在英格兰历史上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就发生过一次，当时正是法国－西班牙战争时期。1526—1546年之间亨利八世以不同幅度分若干次将金价从每金衡制磅24英镑上升至每金衡制磅30英镑，银价从每金衡制磅2英镑上升至每金衡制磅2英镑8先令。

铸币税的原始概念是指铸币厂将金银条块转变为硬币而收取的费用。它包括铸造货币的成本和政府赚取的利润两部分。对于政府是否应当征收铸币税，17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就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威廉·配第就反对征收铸币税，其理由是这将歪曲作为价值尺度的黄金的真正价值。重商主义者也反对，因为无偿提供铸币服务可以把黄金吸引到本国来。他们主张因无偿铸币所丧失的铸币税应通过提高其他商品的进口关税加以弥补。牛顿当时也支持取消铸币税，因为他认为铸币税只对国家有利。利用铸币税掠夺财富的恶果就是短期的通货膨胀，长期的通货紧缩。由于铸造货币是一种特权，当时只有王公贵族拥有铸币的权利，而铸币税也给人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此1666 年英国废除了铸币税，而在其他国家铸币税被逐渐减少到仅仅等于铸币成本。

货币短缺、财政压力以及关于货币重铸的争论

实际上，金本位制的最初形成纯属偶然，而这一偶然事件又是在欧洲当时特定的价格周期背景下产生的。17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各国普遍经历了一个价格下降的过程，货币短缺。同时英格兰当时正在进行对外战争，军费膨胀，使得国家财政面临巨大压力。国王希望通过货币重铸再一次减轻偿还国家对商人的战争贷款。但国王的这一努力因为激烈的争论和面临商人阶层的政治压力实际上失败了。而我们看到，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商人的努力也失败了。英国金本位制的形成实际上是1696年一次看似平常的货币重铸失败的副产品，正是这次偶然的事件带来了货币史上的重大变革：从银本位到金本位的转变。

17世纪末期，欧洲各国的价格普遍经历了一个下降的过程。1620（1650）－1734（1755）期间整个欧洲的价格周期呈现下降趋势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乔恩也注意到，从1660年到大约1688年，价格实际上一直在下降（这里的价格下降不是特指金银的价格，而是全社会总体价格水平）；某种迹象表明，由于货币短缺，贸易正在萎缩。一位叫做里的学者所作1558－1694年年均铸币发行量的统计表明，1649－1694年年均流通白银数量比急剧减少，比1558－1649年年均流通量减少了50％还多。而黄金流通量却增加了接近50％。很显然，金银兑换率已经严重失衡。由于当时英格兰是事实上的银本位制，也就是说，作为本位币的白银价格上涨了50％，这样大幅度的价格上涨对于货币体系的冲击相当巨大。因此，货币再次成为一个问题，重铸货币的问题又一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年均铸币发行量：1558－1694年（单位：英镑）

时期 白银 黄金

1558－1649年 171961 86299

1649－1694年 83886 155853

1649年克伦威尔创建共和国前后，白银铸造总量为1970万英镑。到1695年大约还有1000万英镑银币仍在流通，其余大部分被熔铸成白银或者出口了。在流通中的1000万英镑银币中，700万英镑是1649年以前铸造的，而且受到了严重磨损。当时的财政大臣朗兹提供的数字表明，伊丽莎白以来，有1500万英镑白银被熔铸成为银币，但是只有600万英镑还在流通中，其中400万英镑已经严重缺损。而进入财政部的税收收入中，不足值的铸币占到了50％，使得银块的价格高于银币所代表的价格，一盎司银子的价值6先令3便士，而不是面值所代表的5先令2便士。而且克里尔谈到，“大剪刀”们打磨铸币的行为似乎在“九年战争”（1689－1697）开始的适合更加猖獗了。1688年，手工铸币的含银量还在88％，但是到了1695年已经缩减到了50％。手工铸币被废纸使用的传言也早在1695年之前就已经在街头巷尾流传。人们不愿意持有不足值的银币，拼命的储存银块或者获得黄金。当时黄金还没有官方定价，由于需求量的增加，黄金的市场价格上涨了50％多。商人们也开始进口黄金以获得国内和国外的利差。这立即降低了伦敦－安特卫普的兑换率，金银兑换率在几个月之内降低了16％。

货币的短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17世纪的欧洲，战争频繁。先后有1618－1648年的欧洲大陆“三十年战争”，1642－1649年英格兰内战，1652－1654、1665－1667、1672－1674年三次英荷之战，1689－1697年反法的奥格斯堡联邦战争。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军事体制的变革（由臣民自备武器随国王参加战争转变为雇佣军），使得各国的军费膨胀，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战争的巨大支持无疑消耗了财富，也使得货币贬值成为必然。1696年英格兰银行已经出现了挤兑风潮。克里尔评价到，由于金价上升，银价降低增加了政府维持战争和军队的成本，政府被迫考虑货币重铸的问题了。

如果仅仅是因为货币短缺和战争导致货币重铸的话，那么1696年的货币重铸可能与历次的货币重铸也没有什么两样。但是，看起来这一次的情况要比以往严重的多。因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和如何对在铸币面值上受到损失的人给予补偿。估计损失可能达到200万英镑，相当于和平时期政府一年全年的总支出。毫无疑问，这使得已经不堪战争重负的财政雪上加霜。

当时英格兰的财政大臣威廉·朗兹建议把所有银币的面值提高25％，将重量和成色与旧克朗（5先令）相同的新硬币命名为“节杖”或者“同一货币”，其价值规定为6先令3便士，即让货币正式贬值。旧先令的名字可以保留，但是新先令的重量应该等于旧先令的80％，并且允许那些缺损的旧币继续按照面值与足值货币等价流通。在朗兹的银币改造报告里面，他研究了亨利二世、爱德华一世和伊丽莎白时代的具体做法，并提出学习法国的经验。他认为英国当时正在同法国作战，需要维持庞大的军队以及帮助盟友荷兰，如果采纳他的建议，战争结束之后能够比较容易的控制通货紧缩。朗兹明显的站在国王的立场上。因为他的方案对国王最有利。朗兹还提出了9条具体建议：

1.银的市场价值已经上涨到每盎司6先令5便士，因而所规定的银币价值应该能够确保其不被熔铸成银块。

2.除非银的价值增加25％，否则没人会将银块拿来铸成硬币。

3.银币的面值越高，货币总量就会越大，从而能满足贸易发展的需要。

4.由于未缺损硬币的市场价值至少已经比缺损硬币的价值高出25％，因此，含银量与其相等的硬币，其名义价值也应该相同。

5.建议将6先令3便士（75便士）克朗的硬币细分为更多的小额硬币。

6.虽然新的硬币要赋以新的名字，但是镑、先令和便士的面额应当保留，这就避免了在计算账目的时候出现混乱。

7.提高硬币面额将足以吸引人们将窖藏的硬币投入流通，因而无需重铸硬币。

8.如果新硬币的名义价值增加25％，那么硬币重铸的成本就少的多。

9.除非贬值达到足够程度，否则，如果银价继续上涨，就必须再次进行贬值。

洛克是个哲学家，也是货币论者，他属于早期的金属货币论者。他认为天赋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和不可放弃的，是自然赋予人的权利。对比天赋自由与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天赋自由之下，人只受自然法的管治；在社会中，人受政府的管治，这样的政府是在一致赞同之下建立的。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支配下，洛克主张真正的货币必须是金银，货币单位就是构成货币的金属重量，因此货币必须有十足价值，他反对降低货币成色和减轻货币重量。当时，与货币金属论观点针锋相对的是货币名目论。他们坚持只要有君主的印鉴，货币材料并不一定非得是金银，金银货币也不一定非要足值，只要能按照它的面值在市面流通即可。一般来说，货币金属论者的观点代表了商人的利益，而货币名目论者则更多地维护君主和政府的利益。很显然，朗兹是个名目论者，他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在朗兹看来，货币单位仅仅是个计算名称。

洛克被马克思称为布尔乔亚的代表者，他的理论代表着工商业和一般财阀的利益，因此洛克强烈反对将货币贬值的提议，要求按照旧标准铸造正在流通的缺损贬值货币。洛克认为这样的措施便宜了那些银行家和征税的人，这些人应该首先为货币缺损负责。洛克坚持应当把损失让持有缺损货币的人来承担。因为洛克一直坚持参与贸易的国家应该在货币量和贸易量之间维持一定的比例，所以他认为贬值将会引起贸易的混乱，并使以镑和先令表示的价格上涨。银子的短缺是因为战争以及西班牙船队受阻而未能及时到达；货币本位是银子而不是金子；如果这两种金属的相对价格不对，正确的办法是降低金价。

朗兹和洛克的争论反应了两种货币重铸的方式，其中心问题是：货币单位是计算名称还是金属重量。朗兹建议的方式是让重铸的银币变的更轻了，足值货币由于会按照事先规定的溢价进行交易那么原来足值的货币会很快投入流通。洛克建议的方式是遵循旧制，按照原有标准重铸货币以代替流通中的旧硬币。但是这两种方式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差别很大。在含银量下降按照面值流通的情况下，朗兹建议的方式有利于债务人用少量白银清偿现有债务。很显然，在战争时期，政府通过货币贬值征收“铸币税”（也可能是通货膨胀税。铸币税与通货膨胀税是两个有密切关系的不同概念。通货膨胀税是通货膨胀率和实际货币余额乘积。当物价上升速度等于货币增长速度时，政府所征收的铸币税等于通货膨胀税。当通货膨胀率进一步上升后物价水平急剧上涨的情况下，货币实际余额将会以比物价上升速度更高的速度下降，通货膨胀税在达到一个最大值之后将迅速下降。在通货膨胀速度高于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的情况下，由于实际货币余额的急剧下降，政府最终无法征到实际铸币税）的方式以少量的白银就可以清偿积累的大量战争贷款和政府赤字。实际上，这就是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一种方式，使得国王能够合法的赖帐，合理的掠夺。洛克的建议会使国家增加负担，损失很大。后来的货币史家对此也颇有微辞。法国的拉勃立兹（Leibliz）批评说1696年根据洛克建议实行的货币重铸制度虽然很够爽快，但是损失实在太大。

牛顿在皇家造币厂的工作

艾萨克·牛顿(Issac Newton, 1642-1727)，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在数学、物理学以及天文学方面都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牛顿于1661年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就学，得到天才数家巴鲁教授(Isaac Barrow)的指导，并于1664年获学士学位1667年返回剑桥攻读硕士，并于1669年继承巴鲁教授担任全世界数学界最著名的三一学院数学首席讲座。1727年3月20日，牛顿逝世。英国政府为牛顿举行了国葬，这在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并把灵枢安放在威斯敏斯特，安葬在这里的是英国历史上最受尊敬的人。牛顿毕生的贡献集中于流术数（微积分）、万有引力和光的分析。这造就了他在自然科学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也赢得了后人永久的敬重和仰慕。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牛顿从事科学研究的时间大约只有30年，而其弃学从政的时间也有30年。正是在他从政的那段时间，牛顿成功的解决了英国货币重铸遇到的问题，从而使他为英国铸币史乃至世界铸币史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牛顿在铸币史上的贡献人们似乎很少提及。即便是牛顿的传记也对这一历史一笔带过。

实际上，牛顿在1696年就到皇家造币厂工作了。当时，牛顿的学生和朋友，哈利发克斯爵士（查尔斯·蒙塔古，家世显赫，是当时英格兰的财政大臣）推荐牛顿当英国皇家造币厂监督，牛顿正式弃学从政。1696年，牛顿进入英格兰皇家造币厂，成为造币厂的监督（Warden of Royal Mint ），1699年他又被任命为造币厂厂长（Master of Royal Mint）。监督只是国王在造币厂的代表，但是1666年英格兰取消铸币税之后监督的职位实际上已经几乎没有事情可做，纯粹是个闲职，但收入颇高。蒙塔古在给牛顿的信里面说，“我非常高兴，因为我终于能向您证明我的友谊以及国王对您的功绩的赏识。国王已应允我任命牛顿先生为造币厂监督。这个职位最合适不过了，年俸约为五六百英镑，而事情不多，花销不大......”。成为造币厂厂长之后，牛顿的收入更高，是年俸2000英镑。要知道，当年建造格林威治天文台才花了五百英镑多一点。

但是牛顿却很负责，他大力打击造假者，有时候还亲自去刑场处观看处决罪犯。成为造币厂厂长之后，牛顿正式参与到政策讨论和决策当中，并作为具体执行者负责实施议会通过的关于整顿货币的法案。1705年，由于牛顿的科学成就和在造币厂任职期间的功劳，英国女王授予他贵族称号，牛顿因此被褒奖为伊萨克爵士。这样直到牛顿去世的1727年，牛顿前后在皇家造币厂工作了三十多年，当了27年的造币厂厂长。正是在这一期间，英国由银本位制转向了事实上的金本位制。

但是，也有人对牛顿的一生颇有微辞。美国作家J.伯恩斯坦在其著作《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中写道：“倘若我们能够报告说，牛顿作为一个‘人’，从某些意义上说可以与他空前辉煌灿烂的科学创造相媲美，那将是令人极为愉快的。但这却不是实际的情况。事实上牛顿时----一位狂热的清教徒，似乎至死都没有接触过女性，并且大概也抑制了同性爱的倾向----胸襟狭窄而凶暴，好发狂怒（这一点在他任造币厂厂长期间，是完全可以任性表现出来的。因为那时他对那些交由他审判处理的恶劣的‘伪造货币者以及偷剪银币边缘者’----伪造货币当时在英国要处极刑----握有生死大权）。比起物理学，他至少用同样多或更多的时间花费在炼金术和《圣经》编年史上。他看起来几乎是完全肆无忌惮地追逐个人名利，而他的这种个人名利心比起其它一切来，往往同他的社会地位有利害关系。”

也有人认为，牛顿在他的一生中，用于科学研究的时间只是一小部分，倒是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花在神学和炼金术（alchemy）的研究中。一位日本学者在其《科学史上的九十九个谜》中写道：“十七世纪后半叶，由于科学知识的普及，炼金术逐步丧失了信用。但是，也有像牛顿那样的大科学家，直到晚年还埋头研究炼金术。”事实上，alchemy有三种含义：一、想把廉价金属转换成为贵金属（物质转换的技术）；二、追求一种万灵丹；三、当时对于上帝创造世界可能是一种化学的方式的思索。

牛顿从事alchemy的研究是否对其后来管理英国造币厂有过帮助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他在铸币史上的地位同样无可替代。《货币史：从公元800年起》的作者乔恩认为，“在牛顿改革之后，联合王国转向了事实上的金本位制，并且在1816年被正式确定下来”。（直到19世纪后期），“金银兑换率自从牛顿1696年货币重铸以来一直保持相当稳定”。那么，牛顿在1696年那次看似平常货币重铸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这与英国金本位的形成又有什么关系呢？

牛顿在1696年货币重铸和铸币史上的贡献

1662年采用花边轧压后，硬币削边和擦损减少了，但轧有花边的硬币仍被贮藏和熔化出口。1695年5月，议会试图禁止银子出口，但未能成功。年底，议会颁布了重铸硬币的法令，并且有一个短期条款规定，在这段时间内份量不足的硬币可以用于交税和偿还财务署的贷款，但过了这段时期就不能使用。为了解决重新铸币的费用，政府征收了新税，面值达550万英镑的旧硬币被收缴，然后被重新铸成270万英镑份量足的硬币。但这些份量足的硬币未能保持在流通之中。1696年5月4日，手工铸币被官方废止，货币重铸正式开始。因此，“硬币重铸构成了约翰·洛克对财政大臣威廉·朗兹的胜利”。洛克的胜利，使得英国政府花了很大的费用，改铸了银币，这个胜利也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作为债务者的国家获得的政治上的胜利。其实，胜利不仅仅来自政治上，还来自经济上。由于采纳洛克的方案，国家作为新兴产业资本家的债务人，需要偿还比原来更多的债务。结果，主张货币单位不是名称而是实质金属内容的理论家，在偿还货币债务方面却成了主张货币单位是名称的人了；相反，主张货币债务不是金属实体而是名称的理论家，在关于货币债务方面实质上又等于主张货币实体的人了。由此可见，关于货币的争论，一方面可以看出他们只根据了货币各种只能的哪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论争反映了社会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特殊利益关系（朱绍文：《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266－268页）。

牛顿是在进入造币厂工作之后才参与到货币重铸的争论中去的。而且一开始牛顿只是监督，并不涉及政策制定。成为造币厂厂长之后，牛顿正式参与到政策讨论和决策当中。牛顿坚持认为银币是本位币，本位币不能被改变。造币厂造币产量的波动根源于战争和英国的对外贸易，与银行当时的纸币没有关系，纸币和金银是相互替代的，而相反，朗兹却认为纸币是有害的。当时，牛顿坚持的观点有4条：

1.应当由议会通过立法来规定一克朗硬币的价值就等于一盎司白银。

2.赞成贬值，改变外在价值比改变内在价值更合理。也就是说是将一克朗硬币的价值增加到一盎司白银的价值（6先令3便士），而不是相反将一盎司白银价值减少到一克朗的价值。

3.尽量减少所有硬币的重铸成本。

4.应当维持英格兰和其他国家的金银兑换率相同，以免套利行为冲击国家货币体系。

事实证明，牛顿是自相矛盾的。他极力坚持银本位，并与洛克一起，反对朗兹的建议，但是最后正是他放弃了银本位。决定实施货币重铸以后，皇家造币厂和另外六个较小的造币厂同时开工铸造新币。但是造币厂的产量要比预想的少的多。在1696年3月26日至1697年1月1日，实际上造币厂几乎没有承担什么铸币义务，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忙着从国外进口金币几尼或者半几尼。由于大量的白银流失，造币厂几乎无银可铸。所以，到1696年6月底，只有12％的银币重新回到了流通之中。虽然牛顿在铸币的重量和纯度上实行了最严格的标准，但是那也无济于事。直到1699年，货币重铸也没有完成。公众对铸币失去了信心，议会也无法抑制黄金价格的上涨，金和银两种通货的危机必然发生。

决定实施货币重铸以后，皇家造币厂和另外六个较小的造币厂同时开工铸造新币。但是造币厂的产量要比预想的少的多。在1696年3月26日至1697年1月1日，实际上造币厂几乎没有承担什么铸币义务，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忙着从国外进口金币几尼或者半几尼。由于大量的白银流失，造币厂几乎无银可铸。所以，到1696年6月底，只有12％的银币重新回到了流通之中。虽然牛顿在铸币的重量和纯度上实行了最严格的标准，但是那也无济于事。直到1699年，货币重铸也没有完成。公众对铸币失去了信心，议会也无法抑制黄金价格的上涨，金和银两种通货的危机必然发生。

由于面临意见分歧，议会通过的法案其实也是朝令夕改。1696年1月17日，议会通过了“王国克朗混乱状况整治法案”，但是该法案在下议院的考量下推迟实施。1696年2月15日，议会通过表决决定将几尼的价值降到28先令。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价格仍然很高。1696年2月24日，议会通过“取消银币铸造义务，鼓励铸造几尼金币法案”。1696年2月26日议会又决定几尼价值应该降到26先令，3月26日的法案又决定几尼价值不能超过22先令。但是10月份，几尼实际上已经降到了22先令以下了，禁止黄金进口的法案也成为一纸空文。1699年2月16日，议会又决定不得强迫任何人按照22先令接收几尼。1699年几尼的价格为22先令，造币厂将之降为2l先令6便士。事实证明这个价格仍然太高。金子被输送到铸币厂，但银子却很少。在一个几尼等于22先令的情况下，金与银的比率为15.93：1。在等于21先令6便士的情况下，比率为15.58：1。在等于21先令的情况下为15.21：1。而在汉堡，金与银的比率却接近于15：1。国内和国外的巨大利差使得禁止黄金的进口和阻止白银外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一方面在进行货币的重铸，一方面由于金银兑换率的不稳定导致白银外流，黄金内流。牛顿也注意到，一个金路易在法国价值为17先令 旧便士，而在英格兰为17先令6便士，这就使得金子大量流入伦敦。而银块的价格继续高于银币所代表的价格，货币重铸的努力几乎没有任何用处。在重铸期间投入到流通中的700万英镑银币很快就退出了流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717年。形势的发展实际上导致了原定的货币重铸失败，牛顿也不再认为洛克的建议是正确的。学者史拉斯认为，牛顿关于货币的观点几乎没有什么原创性的，根本的原因就是牛顿不知道格雷欣法则的含义和限制条件。后来的形势迫使牛顿改变原来的想法，提出了新的政策主张。

在1717年9月21日的货币报告中，牛顿分析了欧洲各国以及中国、日本、东印度的金银价格情况，认为英国当时的白银短缺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随着黄金的大量流入，人们已经开始拒绝使用银子进行支付。即使接受银子，支付者也要付出额外的费用。而且，黄金的大量流入也使金价自动的回落了。政府面临的问题就是：是政府来降低金价还是让金价自己缓慢回落？牛顿认为当时英国尚有很多银器，把这些银器拿来进行铸币也能解决白银短缺的问题。但是，既然存在金银利差，黄金仍然会持续不断的流入英国，因此他不主张用白银进行铸币了，因为黄金事实上已经成为英国的本位币。牛顿将黄金价格定为每金衡盎司（纯度为0.9）3英镑17先令10 便士。虽然金本位的形成不但依赖于黄金价格的固定，也有赖于白银地位的变化。而且，直到1774年白银的非货币化才完成，但不可否认，牛顿的改革为金本位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金德尔伯格谈到，许多人认为金本位从1717年开始，那年牛顿将金价定为3英镑17先令10 便士，但银子的非货币化直到1774年才发生。那是一次重铸金币的日期，是认识到银子是辅助硬币的日期，也是对银币的使用采取限制的日期（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徐子健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第13页、83页）。乔恩也强调，1774年的货币重铸实际上是接受了后来于1817年正式采用的金本位制。学者费就认为，1717年以后英格兰事实上已经是一个实行金本位的国家。但是，英国从法律上正式实行金本位制是1816年利物浦成为联合王国首相以后的事情了。1774年的货币重铸取消了银作为通货的地位。1816年6月22日，在利物浦的主持下，英国议会通过法案，规定沙弗林金币用22开（11盎司或者91.67％的纯度）标准金铸造，重量为123.27447格令，含纯金113.0016格令。这个法案使得白银处于从属地位，法定银币只有2英镑，而且在铸造的时候有意让银币重量不足。虽然固有的金银兑换率不稳定问题依然存在，但是，“以银作为辅币的金本位制运转良好，并且一直保持到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还维持到了战后”。

1696年的货币重铸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它的成功，而在于它失败了。正是这次重铸失败才偶然催生了英国的金本位制。金本位制对于世界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1815年拿破仑战败以后，英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中确立了霸主的地位，经济史学家称1815－1914年称为“英国霸权”（Pax Britannica Hegemony）时期。由于英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当中的核心地位，1880年以后，主要工业国家都实行了金本位制。但当时各工业国的金本位略有差异，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则实行完全不同的制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认为，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区域使用黄金货币，殖民地则使用母国银行发行的钞票，并实施货币局制度或银本位制。外围国家如中国、拉美等实行的是银币或不可兑换的纸币。但是基本可以判定，这一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中心——外围构架。位于这一体系中心的国家担负着提供国际货币的职能，而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输出通货过程的对立面，就是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注入资源的过程。换句话说，外围国家以支付国际铸币税为代价，获得了使用国际货币的便利。从1816年英国从法律上确定金本位制以后，伴随着1815－1914年“英国霸权”100多年的历史，金本位制事实上存在了200多年。

尽管金本位制广受争议，但是，在国际金本位制下，金币可以自由铸造或熔化，使金币数量能够自发地满足流通中的需要。金币可自由兑换，保证了黄金与其他金属铸币和银行券之间比价的稳定；黄金可自由输出入，从而保证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统一。金本位制作为一种比较稳定的固定汇率体系，促进了当时国际汇率的稳定、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参战国均实行黄金禁运和纸币停止兑换黄金，国际金本位实际上已经解体。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各国相继恢复了金本位制，但黄金的地位大大被削弱，一些国家实行了金块本位或金汇兑本位，汇率的自动调节机制进一步受到限制。1929-1933爆发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危机，在这次危机中，各国却纷纷向英国兑换黄金。但是在那个时候，英国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世界霸主了，其地位已经被美国所替代，只是当时美国还没有走到前台。由于英国的国际收支已陷于困境，迫使英国于1931年终止实行金本位制。金本位制正式成为了历史。

虽然对牛顿弃学从政很多人有很多争论，但是如果抛开这些争论，我们会发现经济学家们对牛顿的工作还是表达相当的肯定，甚至评价极高。比如《货币史》的作者格林·戴维斯就认为牛顿担任造币厂厂长是货币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一时期正是英国从银本位向金本位转化的时期，因而戴维斯将1699－1727牛顿主政造币厂列入1600－1699年的货币大事年表。金德尔伯格在《西欧金融史》中的货币大事年表当中除了列入了1696年货币重铸以外，还列入了这样一个条目：1717年，牛顿将黄金价格定为每金衡盎司（纯度为0.9）3英镑17先令10 便士。并且评价到，“1717年英镑按黄金固定了价格，这个价格一直延续到1931年，其中从1797年至1819年之间和1914年至1925年之间中断过。”牛顿为金本位制的形成所作出的贡献虽然可能是偶然的，但却是巨大的，并将被后人连同他在自然科学上的贡献一起永远铭记。

从金本位形成看“外生货币”因素与西方世界兴起的关系

讲完了前面的故事，笔者想对与金本位制形成和“外生货币”因素有关的理论问题作简要的探讨。货币因素与西方世界的兴起有没有关系一直是学者们关心的重大话题之一。有关“外生货币”因素与西方世界兴起的关系的探讨，实际上成为后来“货币——制度”分析框架的基础。伊尔·汉密尔顿首次探讨了货币因素与西方世界兴起的关系（Earl. J.Hamilton, 1929.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500-1700”,Economica 27, vol.IX (Novermber).）。其基本结论为：16至18世纪，欧洲国家工资增长的速度滞后于物价上涨的速度，从而使企业家获得了额外的利润，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此外，汉密尔顿还详尽的讨论了美洲金银的流入与西班牙发生的价格革命的关系（Earl. J.Hamilton, 1934 [1965]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 New York: Octagon Books.）。在弗兰克的眼中，美洲金银的流入使西欧赢得了一张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入场券。西欧国家正是借助白银贸易同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建立了贸易网络后，才后来者居上并成为全球经济的新中心（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西蒙等人将大西洋贸易和由此导致的市场规模的扩大作为切入点，并且给出了“大西洋贸易→市场规模的扩大→新兴阶级兴起→制度变迁→经济增长”这一基本的逻辑叙述主线（Johnson, Simon. Daron Acemoglu, Janes A. Robinson, 2002,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 and Economic growth”, working paper, http://web.mit.edu/sjohnson/www/home.htm）。

其实，马克思已经从美洲金银与阶级分化的角度去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兴他指出，从新大陆输入的产品，特别是投入流通的大量金银，“根本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由于地理大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进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商业的拓展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非常重大的影响”，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张宇燕、高程则明确地发展了一个“货币——制度”的分析框架（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4）。“货币——制度”分析框架，简而言之，就是建立在一个“外生货币→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的简单模型之上的分析模式。因而，他们认为，从外生货币变量的角度来看，发现美洲新大陆这样一个偶然历史事件，造成大量贵金属涌入西欧，并且相当迅速和剧烈地引发了财富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重新分配，从而最终导致了制度创新。正是因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和经济持续增长两者相互促进，西方率先走上了致富之路。因此，通过把美洲贵金属流入和欧洲制度变迁相联系，他们发展出了一个“制度—货币”二元分析框架，建立了一个“外生货币→财富重组→阶级兴衰→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的简单模型。

但是，在对1696年货币重铸和英国金本位形成的讨论当中，我们会发现，“货币——制度”的分析框架虽然较好的解释了“偶然的、外生的冲击，往往是导致制度突变的关键”的问题，却同样忽视了这样两个问题，那就是欧洲在价格革命以来的价格周期和“外生货币”自身发生的偶然变化。在汉密尔顿所描述的所谓“价格革命”之际，欧洲整个价格周期确实是上升的趋势。但是，这个趋势很快就转变为下降，也就是说，价格上涨并没有维持几个世纪。那么，价格革命所起到的作用还会像在“货币——制度”分析框架里面所描述的那样吗？这似乎是个有疑问的问题。

就欧洲物价总水平而言，1600年比1500年增长了2－3倍。16世纪末西班牙物价比该世纪初上涨了4.2倍。在此之后，黄金和白银通过贸易和走私等渠道流入邻国，英、法、荷等欧洲主要国家也出现了价格波动。其中法国物价指数比世纪初高2.2倍，英国高2.6倍，荷兰的主要城市高3倍，阿尔萨斯、意大利和瑞典高将近2倍。这被称之为一次“价格革命”。关于欧洲的价格周期模式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但对12世纪初到19世纪初的欧洲价格周期基本上得到了普遍认同。沃勒斯坦总结了关于欧洲价格周期变化的区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得到了如下结果：

1160——1260——迅速上升

1260——1310（1330，1380）——持续高涨

1310（1330，1380）——1480——持续下降

1480——1620（1650）——高

1620（1650）——1734（1755）——跌落

1734（1755）——1817——上升

肖对当时横渡大西洋的贸易集散地——塞维利亚贸易量（总的和具体的商品）和价值的衡量表明，16世纪所谓“价格革命”时期的欧洲价格周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504——1550——稳步上升

1550——1562/3——相对有所衰退

1562/3——1610——扩大

1610——1650——衰退

肖认为，15世纪欧洲的三个贸易区（地中海基督教地区、西北欧和东欧）处在三个不同的价格水平上，分别排列成从价格昂贵地区到不昂贵地区。在15世纪开始的时候，价格是上涨的，但是最后价格差距在各地慢慢消失了。如果说1500年时地中海基督教地区与东欧的价格差距是6：1，那么到了1600年，差距只有4：1，到1750年，进一步变成2：1。

对汉密尔顿“价格革命”的理论最直接和有力的批评我认为来自英格丽·哈马斯特伦。其理由是：汉密尔顿把次序搞错了，正是经济活动的增加致使价格上涨，然后这种上涨成了采矿业活动频繁起来的原因，使金银供应日益增加。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西欧需要美洲的白银是因为商业活动的频繁需要大量的货币，商业活动决定了白银的流入，从而才有了价格的上涨。至于认为“价格革命”分化了西欧各国的原有财富和新增财富所有者阶级可能根本就站不住脚，因为这一分化是因为商业活动，而不是所谓的“价格革命”。而且价格周期运动的区间表明，15、16世纪以来，价格的变化并不都是呈现上升趋势，更进一步说，也许“价格革命”根本就不存在。

要害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如果大量金银贵金属没有被用于货币铸造而是作为财富贮藏起来，那么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肯定会大幅度下降，就会出现通货紧缩和货币短缺的问题。而促使人们在贮藏金银与铸造货币之间作出选择的，除了当时的经济环境、战争因素的影响，还与金银流入数量以及金银比价的变化有关系。15世纪以来的价格持续上涨的主要原因在于流入欧洲的美洲金银大部分存在于流通之中。但是同样面临金银的流入，发生货币短缺的问题除了上述因素，很可能在于人们已经不信任国家，更多的金银用于贮藏。在英格兰的情况是，大量的白银流出和白银被兑换成黄金。所以，哈马斯特伦指出，根本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贵金属投入何种用途的原因。在15、16世纪流入西欧的白银不是作为财宝窖藏起来，也不是把它作为装饰品，而是使其构成流通中硬币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作为支付媒介。在关于1696年货币重铸的回顾中，我们将会发现，在欧洲价格周期呈现下降趋势的情况下，货币短缺的原因主要是金银贵金属的功能发生了变化。

因此，“货币——制度”的分析框架必须给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才能对自己关于价格革命导致的西欧几个世纪以来的价格上涨做出合理的解释。也就是说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整体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或者下降？难道还是“外生货币”因素？如果仅仅立足于西欧某一阶段的价格上涨来解释美洲金银的流入对西欧的影响而没有注意到价格下降的趋势，那么从“外生货币”到“制度”的分析链条就无法畅通。因此也就不具有解释力。我们看到，1696年的货币重铸就是在这样一次价格下降导致的货币短缺背景下发生的。

而且，“货币——制度”的分析框架也忽视了“外生货币”这个因素内部的变化问题。最主要的就是金银兑换率的变化导致的两种货币的相对运动。我们看到，英国金本位的产生实际上就是在两种货币价格运动的情况下“偶然”产生的。在贵金属货币时代，由于各国采用的本位币不同，黄金和白银的兑换率一直处于极端的不稳定状态。金银兑换率的不稳定导致了欧洲各国整个货币体系的不稳定。在英格兰则表现为白银的大量流出和黄金的大量输入。这既是要进行货币重铸的重要原因，也是货币重铸失败的原因。金银兑换率的变化不但导致了1696年英格兰货币重铸失败，而且还非常偶然的催生了其金本位制的建立，而金本位制竟然在后来的200多年间统治着世界货币体系。维系金本位制的力量不是英国国内的政治力量变化和财富重组，而是英国在1815年之后的世界霸权（Pax Britannica Hegemony）。是霸权维系了金本位而不是相反。因为英国是世界上的霸权国家，所以各国才相继采用金本位。

即使我们假定按照“货币——制度”分析框架去分析美洲金银的流入对西欧的影响，那么也必须对金银之间的运动做出合理的解释。在当时英格兰银本位的条件下，我们必须对银块价格——银币价格——黄金价格做出必要的分析，以明确金银两种货币的运动方向。显然，“外生货币”因素，可能由于自身的演化而发生“变异”，改变了原来的“路径”，那么此“外生货币”因素与彼“外生货币”因素究竟是哪一个起作用？

如果问题继续深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金本位制的确立和西方世界的兴起有无关系？我们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基于以下事实：16、17甚至18世纪，西欧和中国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双方在总体上势均力敌。一些学者用实证方法，将当时中国和西欧社会经济的诸项重要指标逐一拿到天平上较量一番。结果表明，中国当时的综合水平至少不低于西欧国家。举例说，若以100作为1900年英国的人均工业化水平，按照这个参照系，甚至到了1750年，中国人均工业化水平为8，而西欧几个重要的国家分别为：英国10，法国9，德国8，意大利8，西班牙7（Paul .Bairoch, 1982,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1, No.2 (Fall).）。它们彼此之间的差距甚微。1717－1816年，正是英国从事实金本位向法定金本位的过渡时期，因此，到底是什么带来的阶级结构变化、财富重组和经济增长导致了东西方世界的“大分岔”？是流入欧洲的美洲金银存量还是“外生货币”经过自身演化之后形成的“金本位制”？ 这一问题有待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