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的能源发展面临两种远景：有序世界和无序世界。中国的能源发展面临严峻的现实基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排放国之一，供需矛盾和环境压力将是中国能源远景中无法回避的两个严峻事实，其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显示出来，即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和巨大的减排压力。在各国缺乏协调、缺少能源及环境安全方面的集体行动的前提下，中国的能源发展滑向无序世界的风险愈来愈高。中国应发展低碳经济来改造以化石能源为核心的能源利用方式所决定的现有世界生产链条，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美元在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及这种地位所支撑的美国式消费链条。这或许是解决当前的能源和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也是中国走向能源和经济发展的有序世界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无序世界 有序世界 金融危机 低碳经济

英文题目：Two Scenarios of Chinese Energy Development: Scramble or Blueprints

一、引言：中国能源发展的两种远景

当今世界，能源、环境和气候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最高政治会晤的首要议题。传统意义上的能源、环境和气候安全问题已经被新的安全理念所取代，这三大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新的全球问题。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和需求增长导致高昂的能源价格，特别是石油价格。高油价引发石油消费国民众的不安，也引发了对石油资源的争夺，中东和非洲等资源丰富地区则成为政治动荡之地。依赖化石燃料的另一后果是过度排放对环境和气候的破坏。科学家们已经通过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向全世界阐明：人类活动是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

美国前副总统艾尔•戈尔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美国在能源、环境和气候安全方面面临的尴尬境地——我们从中国借钱来购买波斯湾的石油，在燃烧石油的过程中破坏地球。[[1]]美国面临的困境实际上也是大多数国家面临的困境，高昂的油价，过度的排放，脆弱的经济，紧张的国家关系。

《壳牌能源远景2050》报告提出了两种能源远景，描述两条可能的发展道路。第一种称为“无序世界”——政策制订者在能源供应紧缺之前很少关注以更有效的方式来使用能源；气候出现重大变化以前，也没有认真应对温室气体问题。第二种称为“有序世界”——人们在当地采取越来越多的行动，开始应对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和环境污染的挑战。温室气体排放需要缴纳费用，这极大地推动了二氧化碳捕获及封存等清洁能源技术和其他能效改进措施的发展。从而大大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2]]这两种能源远景对于中国而言也是如此，中国面临的能源问题与世界其他国家是一样的，能源政策是基于整个社会经济目标而制定的。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能源密度的降低是相当困难的。因此，避免无序世界，走向有序世界需要制定长远战略和切实可行的目标。

二、无序世界的能源现实

石油进口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严重威胁中国的经济安全。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中国石油进口的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目前已达近52%。根据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石油净进口比率将达到82%。中国沿海地区石油净进口比率可能还会更高，超过90%，供需矛盾加剧。由于产油国主要集中在中东、非洲，俄罗斯和委内瑞拉是两大地区之外重要的能源供应国。这些地区要么存在潜在政治不稳定因素，要么是反美国家，或者是惯常用能源作为外交武器的国家。因此，石油进口对外依存度的提高增强了中国对产油国的依赖，增加了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压缩了中国外交政策的空间。最近几年，世界能源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石油价格的上升改变了消费国和产油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传统的相互依赖关系正在瓦解，但新的秩序还没有形成。中东地区在全球石油供应中将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来自不稳定地区的石油供应越多则意味着中国需要付出更多的安全成本。此外，中国和这些国家的接触会增加中美之间的猜忌和敌意，这将在一定程度恶化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会使得安全问题包括能源安全变得更加迫切，于是会演变成“自我实现的诅咒”。Matthew Yeomans（2005）就指出，中国日益增长的石油需求意味着中美两国在争夺世界石油资源上的竞争将日趋激烈，在对石油产地的控制上，中美之间已经开始在全球层面上全面接触。[[3]]

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短期内难以得到改观。中国的煤炭消费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近年来维持在65－70％左右。石油消费则经历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近年来维持在20－22％左右。天然气消费先降后升，近年来增长速度较快。水电消费总体呈现上升势头，基本维持在5－7％，但近年来有所下降。核能消费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较快发展时期，但在整个能源消费结构中始终没有超过1％。而我国对地热、太阳能、风能及其他能源形式的开发利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整个能源消费结构中几乎微不足道。1965－2007年，煤炭在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中一直占据主要地位，所占比重曾一度达到77％强。虽然煤炭所占比例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近年来又出现较大反弹。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2007年煤炭产量达到12.9亿吨油当量，比2006年增长了7.0%，占全球煤炭产量的41.1%；消费量达到13.1亿吨油当量，比上年增长7.9%，尽管为2002年以来的最低增幅，但依然占全球煤炭消费增量的2/3以上，占全球煤炭消费量的41.3%，占亚太地区煤炭消费量的70%。

工业化和城镇化速度加快增加了中国资源能源和环境压力。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08》的数据，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阶段，1979-2007年期间我国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1.6%，增长23倍。1992年以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到2006年，轻重工业比重已经达到3：7。但中国的工业化依然是典型的黑色工业发展模式，其最大的代价是能耗高、污染排放量大。

中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也激化了能源供需矛盾。1978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8％左右提高到2005年的43％。根据胡鞍钢（2003）估计，预计到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提高到46％。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到55％，基本赶上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55.9%）。2030年之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2.5％，超过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60.8%），并进入稳定期。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追赶过程中。[[4]]冯飞（2007）指出，虽然各国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产业结构和发展路径并不同，但消费结构趋同却是共同的规律，即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居民消费结构，特别是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必然会由吃、穿、用向住、行方面升级，也就是说，消费结构的变化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决定了产业结构。比如我国在“十五”期间，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增加了28.8%，每百户城市家庭汽车拥有量增加了5.7倍。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变动时期，每年以1.4%的速度增加。据统计，城镇居民人均商品能源消费是农村居民人均能源消费的3.5倍，加上城镇化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要消耗大量资源，加剧了我国资源供需的矛盾。[[5]]

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国际分工体系加大了我国的排放压力。在全球近经济一体化与专业分工的新格局下，不仅产业和出口大转移，能耗和排放也大转移。根据《2007世界能源展望：洞察中国和印度》统计，2004年中国能源再出口数量为400Mtoe（百万吨油当量），约占当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25%；而中国进口商品所包含的能源数量为171 Mtoe，相当于中国当年能源需求的10%。中国出口商品包含的能源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2001年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能源再出口比例分别为6%、7%和10%）。能源再出口比例较高也带来了二氧化碳排放的升高。2004年中国能源再出口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为430Mt（百万吨），是2001年各部门碳浓度的26%。

英国廷德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研究（Wang and Watson，2007）也表明，2004年，大约1.11Gt的二氧化碳排放是中国的净出口导致的，占中国当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23%（当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是4.73Gt），即中国净出口的碳排放将近当年总排放的四分之一。这个数字相当于同年日本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是德国、澳大利亚的排放总量之和，是英国全国排放量的两倍多。[[6]]李丽平、任勇、田春秀（2008）则指出，上述研究只是考虑了直接排放，而忽略了生产过程中其他的一些有可能造成显著排放的投入，还有就是出口贡献最大的贸易项目的碳排放强度要稍微低于平均碳排放强度，因此，这一数字还有待用更全面的投入－产出模型进一步核实，但应该相差不大。[[7]]

中国能源再出口带来的排放等于欧美日经济用于制造业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相当部分地转移到中国。这也反映了全球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地区结构在转移，即欧美日的比重在下降，而中印等发展中大国比重在上升。

三、不可持续的无序世界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排放国之一，供需矛盾和环境压力将是中国能源远景中无法回避的两个严峻事实，其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显示出来。

首先，化石能源供需矛盾恶化的结果必然是经济的不可持续。供需矛盾之所以如此突出是当前的能源利用-生产模式决定的，这一模式必然导致经济的不可持续，并通过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形式爆发，如此次肇始于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一般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失当。如Goodhart（2008）谈到了金融危机的三个可能的来源。[[8]]其一，2001年至2005扩张的货币政策，特别是极低的利率。其二，高舒适度的发展环境。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的发达国家进入了低通胀的黄金年代，亚洲主要的发展中经济体也进入高增长的好时期，投资的风险被认为很低并因此不断扩张。其三，或许格林斯潘的政策也难辞其咎。二十年间，市场一有风吹草动，美联储就迅速出台措施阻止金融失速向更广的经济面扩散，这相当于用实体经济为金融市场背书，因此加剧了金融市场上的投机冲动。

然而从广阔的背景和长程的历史来看，危机的根源并不仅限于美国国内，进一步分析还可以把原因追溯至：世界生产体系的过度生产以及美国的过度消费带来的实体经济失衡。在此背景下，能源等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引发通货膨胀担忧，致使美国加息，而连续加息增加了贷款成本、恶化了人们的投资预期，捅破了房地产泡沫，引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发生连锁反应波及全球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即金融危机本质是美国过度消费和全球生产过剩危机，是经济不可持续的极端反映。

但是从直觉来看，强大的生产能力本身并不构成福利的威胁，强大的消费欲望如果有同样强劲的生产做支撑，这恰恰反映着人类福利的改进。问题在于这种生产模式背后的代价变得越来越不可承受。因此，仅仅落下一只脚的世界仍然是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仅从金融货币体系治理入手、限制美元霸权对世界资源和产品的“征调”，亦难免事倍功半。实际上，生产与消费步调调整的不协调，会让世界前进的步伐更加凌乱。

换言之，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也只是表面的现象，背后是两条切合得非常紧密的复合链条：

◇ 其一是化石能源为核心的能源利用方式所决定的现存世界生产链条；

◇ 其二是美元为核心的全球货币体系支撑的美国式消费链条。

前者决定了在生产者之间缺乏协调、而消费者处于强势地位的前提下，过度消费拉动的生产无节制扩张必然会带来能源价格的高企；而后者决定了消费带动的生产扩张在美元霸权的背书下必然有不可节制的自发倾向。结合来看，复合链条带有自我解构的内在逻辑。将复合链条的两支紧密联系起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正是“石油-美元”霸权。

本质上，当前面临的变化实际上由上述两个链条的同时紧张乃至断裂所引起。接续其中一条而忽视其余一条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此，即便在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全力配合下，货币金融体系恢复到危机之前的状态，新的同质的危机仍然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被旧的生产消费链条重新制造出来。这里，需要治理的不单是美元或者石油，而是礼崩乐坏的“石油-美元”联动的霸权秩序。石油为核心的化石能源一日是世界能源的主轴，美国就不会轻易放弃美元与石油的联动霸权机制。在这个机制中，以稳定的价格获得足够的石油供应是最本质的要求。

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本来有机会避免石油为核心的生产链条。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在如何以稳定价格并获取可靠能源方面就存在两条思路。一条是美国所奉行的通过集体行动和谈判来协调供需以稳定石油价格；一条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寻找替代能源和发展节能技术的思路。“石油-美元”霸权的成型让前者成为一条即期看成本更低也更可靠的道路，特别是欧佩克对供给方的整合以及整合下的供给方对“石油-美元”霸权的妥协，为此后“化石能源为核心的能源利用方式所决定的现存世界生产链条”提供了条件。

如果“石油-美元”霸权就此覆灭，能源和经济格局将走向“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无序世界。一些国家急于继承石油权力的遗产，另一些则大力发展煤炭和生物燃料。各国竞争性地使用化石能源来扩展本国经济规模。另一方面，计价和结算货币的复杂化，增加了能源价格波动的风险。总之，正如《壳牌能源远景2050》所描述的那样，在缺乏协调与合作的状态下，无序竞争带来全球环境的极大破坏，同时导致能源价格激增和波动以及由此引起的快速经济增长期内出现暂时性衰退，[[9]]主要国家的发展陷入以可持续性丧失为代价的囚徒困境。无序世界不是中国国家利益之所在。

另一种情况是中国如美国及其盟友所乐于见到的那样，融入旧的“石油-美元”霸权机制，成为其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并在重建的国际体系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换句话说，中国成为现存那个带有不可持续和自我否定倾向的生产消费链条上更合作的成员。

但是，只要旧的唯化石能源驱动的生产和发展模式继续存在，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的危险就会持续存在。在旧秩序中扮演合作者，一方面强化了“石油-美元”霸权对包括自身在内的供需各方的控制，另一方面等于在危机反复出现的时候要不断扮演输血者或埋单者。这样的秩序，对外围参与方而言是被核心国家绑架下的稳定的恶序。如果说在无序世界中，中国及其他缺乏协调的各国尚能饮鸩止渴，那么在能源的“石油-美元”霸权世界里，中国将面临的是敲骨吸髓般永无止境的制度性压榨——不仅要源源不断地把本国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出去，换得纸面上的收入，而且还要在周期性的危机来临之时把纸面上的债权一笔勾销，为核心国家销账。

其次，中国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SO2排放国，第二大CO2排放国；根据IEA估计，2005年中国原煤消费量15.63亿吨标准煤，占世界总量的37.6%，略比全部OECD国家总量（16.15亿吨标准煤）少3.3%；2006年我国原煤消费量就将超过OECD的总量。2005年中国煤炭生产量为16.36亿吨标准煤，为世界总量（41.54亿吨标准煤）的39.4%。2005年中国SO2排放量为2600万吨，根据IEA的预测，到2015年将增至3100万吨。2005年中国CO2排放量为51亿吨，仅次于美国（58亿吨），排在世界第二位，2007年中国与能源有关的CO2排放量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排放国，到2015年，中国CO2排放量将达到8.6亿吨，超过美国6.4亿吨居世界第一位。[[10]]美国能源部预测，2003－2030年期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长幅度为4.2％，居世界第一。2030年中国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24.5％。[[11]]也就是说，中国在即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荷兰环境评估署（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MNP）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将中国列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约占全球总量的24%，美国21%，欧盟15 国占12%，印度为8%，俄罗斯占6%。[[12]]根据Ecofys 咨询公司《2008年八国集团气候评分卡》综合评估显示，中国目前的人均排放量仅占评分卡排名第8的美国的1/4，是评分卡排名第1的英国的1/2，但中国单位GDP的排放量却是美国的1.4倍，是英国的2.4倍，在五个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单位GDP排放量也是最高。[[13]]

如果我们把中国面临的两个能源事实和两种远景结合起来，就会得出其不同的交集，表1显示出两种远景下两个事实的不同结果。如表中所示，在指向无序世界的道路上，现有的生产消费链条决定了能源供需矛盾会反复出现和愈演愈烈，伴随而来的环境压力也会与日俱增。与之相对，有序世界中新的能源协调和利用模式带来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同时环境压力也得以向人类更可适应的方向改进。

表1 两个事实和两条道路

供需矛盾 环境压力

无序世界 经济不可持续 环境污染、气候变暖

有序世界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环境改善、气候正常

鉴于此，中国必须实现经济由传统的劳动力密集、高资源投入、以环境为代价的生产类型，向高技术附加值、低能耗、环境友好型产业类型转型。传统产业获得长足进展的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现在问题也越来越明显。比如大量积累的贸易顺差和被动的美元积累是其中之一——我们以本国劳动力相对恶劣的生存状态、资源环境被破坏为代价，输出大量廉价的产品，得到的是不断贬值的美元债权和他国对我们“制造国际经济失衡”的指责。种种问题必须靠产业转型来最终解决，也只有通过这种转型，中国乃至世界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才能逃离被大宗商品价格周期性吞噬的宿命。

四、通往有序世界之路

对中国而言，一个可能的选择是探索发展低碳经济。2003年，英国政府在《我们的能源未来——创造低碳经济》的能源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14]]其总体目标是到2050年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削减60％，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低碳经济的提出最初是源于发达国家对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担忧。自从IPCC第四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和《斯特恩气候变化报告》[[15]]发表之后，低碳经济已经被各国视为应对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挑战的必由之路、可持续发展之路。至少在21世纪的100年时间，无论是富国（发达国家）还是穷国（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低碳经济都是实现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方向，低碳经济也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大趋势。

尽管现有的低碳技术也不足以支撑中国很快进入低碳社会，并且，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道路上中国面临现实和潜在的困难，但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带给中国的挑战更大，如不下定决心向低碳经济转型，中国在未来可能面临更大的成本。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地域辽阔的国家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把与全球气候变化相关的基本国情概括为：气候条件差，自然灾害较重、生态环境脆弱、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16]]可以说，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域辽阔和自然生态系统复杂的国家，中国将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低碳经济是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一种模式。低碳，意味着经济发展必须最大限度的减少或停止对碳基燃料的依赖，实现能源利用转型和经济转型，这是区别于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为代价的新发展思路；经济，意味着要在能源利用转型的基础上和过程中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和可持续性，这种理念不能排斥发展和产出最大化、也不排斥长期经济增长。中国是能源消费和排放大国，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内涵上来看，低碳经济模式适合中国发展的具体国情，兼顾了“低碳”和“经济”两个方面：中国既需要摆脱对碳基燃料的过分依赖，减轻高油价的压力，实现经济转型，又需要保持适度、快速的经济增长，解决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因此，低碳经济模式对中国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既十分紧迫，也十分必要。

发展低碳经济意味着世界生产链条的改弦易张。新的生产链条不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更重要的是，不再以无节制地加剧能源消耗为代价并且有望拜托对化石能源的根本性依赖。那么，生产的扩张必然置于可控的能耗限度之内，不会出现当前巨变中表现出的生产的过度现象，即便出现生产的大规模扩张，也不会带来巨量能源消耗所致的价格高涨。换言之，低碳经济的能源利用模式切断了边际上的成本扩张与生产扩张同步的固有联系。

发展低碳经济符合现代增长理念。与设法强行切断石油与美元之间的传统联系的思路不同，它不会被视为对旧霸权的直接挑衅而引发成本高昂的非生产性对抗。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低碳经济正是顺应了人类可持续发展这一历史趋势的道义之途，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如果善用这个趋势，不但能占据发展的道德制高点，而且能实质性地摆脱“石油-美元”霸权对其长期经济增长的束缚。

因此，改造以化石能源为核心的能源利用方式所决定的旧的世界生产链条，至少与改革美元在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及这种地位所支撑的美国式消费链条，在长期来看应被赋予至少同等重要的意义。双管齐下，这或许才是解决当前的能源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也是中国走向能源和经济发展有序世界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