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争议（气候变化与反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否人类经济活动造成等争议），目前大多是科学家们在学术领域来探讨。而在国际政治论坛和各国政策制定者那里，这个问题已经不再讨论。各国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问题是：气候变化已经是正在发生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共同应对？

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把与全球气候变化相关的基本国情概括为：气候条件差，自然灾害较重、生态环境脆弱、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方案》提供的有关中国气候变化的主要观测事实表明，全球气候变化已经给中国造成了巨大影响并在未来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认识是清醒的。

客观来看，中国设定的减排目标极具挑战性，难度非常大。中国“十一五”规划提出用5年时间使得单位GDP能耗下降20%。根据最新的统计，“十一五”前三年，全国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10.1%，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COD）排放总量累计分别下降8.95%和6.61%。今年一季度，全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2.89%，降幅提高0.27个百分点。2006-2008三年的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和GDP增长速度已经显示，这一调整幅度太大，不容易完成。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需要同时解决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环境保护和承担国际责任四大目标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样积极的减排行动是值得肯定的，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

相比之下，欧盟只是承诺到2020年用15年的时间使单位GDP能耗下降20%。欧盟此前的碳排放已大幅度减少，但这与前苏东国家的经济转轨和经济低迷有关。而奥巴马政府的减排目标则做足了文字游戏，其中期目标是以2005年为基期到2020年实现减排14%；长期目标是到2050年减排83%。实际上，2005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增加了16.2％，奥巴马政府的中期目标“2020年比2005年削减14%”实际上是到2020年恢复到1990年水平，这甚至还没有达到《京都议定书》对美国的要求。而且，这一中期减排目标，美国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中国不仅在国内实施了最积极的节能减排政策，而且在逐步深化和发展这些政策。二氧化碳减排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问题，把降低二氧化碳强度明确写入国家规划是我和我的团队一直以来坚持的观点。就在“世界环境日”的当天，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暨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明确指出，“要把应对气候变化、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采取法律、经济、科技的综合措施，全面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工作，为国际社会合作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做出积极贡献。”

此前，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虽然设定了节能减排的目标，但并没有非常明确地把二氧化碳纳入目标管理体系。这次会议则明确了这一指标，因而这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新发展，中国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绿色贡献”。

西方国家一直要求中国承担量化减排指标。实际上，从我个人的学术观点而言，中国可以考虑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根据我们的国情做出适度的量化减排承诺。这并不是因为外部压力，而是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考虑到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未来而采取的战略举措。但我同时也认为，西方国家必须在现有基础上提高量化减排目标的承诺，以弥补他们在历史累积排放上的责任。所以，中国呼吁富裕国家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至少削减40%也是一种合理的诉求。

气候变化是威胁全人类的灾难，它不是遥不可及，而是正在发生。留给人类解决问题的时间不多了。全球政治家需要摈弃一家一国之私利，以对人类发展负责任的态度促成各国集体行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迈向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