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投产言之过早

2009-9-14 李萍　中国产经新闻

近日,随着国内油价重回70美元/桶以上的高位,以及神华集团预期年内出油的传言,煤制油的话题再次热起来。

冰火两重天

1993年开始,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进口量逐年递增。国家“煤变油”项目首席科学家李永旺曾指出,煤液化合成油,是实现国家油品基本自给最可行的途径之一。

2004年之后,国际油价节节攀升。一路飙升的国际油价,进口量大幅上涨的石油需求,让曾经备受质疑和争论的煤制油项目,开始浮出水面。

2004年8月,中国第一个煤制油工业化装置在内蒙古开工建设;2005年年初,神华集团宣布中国煤制油已经突破核心技术,迈出了产业化的关键一步。

随后,各地、各企业参与煤制油项目的热情开始高涨。

山西、陕西、云南、河南、河北等省都曾酝酿自己的煤制油项目。外资公司亦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投资热情,包括壳牌公司、美国博地能源、陶氏化学等企业。

据2007中国国际煤炭大会透露,2020年中国煤制油产业将形成5000万吨的产能规模。另有统计显示,到2020年,中国在煤制油项目上,将完成4000亿到5000亿元的投资。

煤液化项目的一窝蜂上马之势逐渐被国家关注。2007年,国家发改委要求,一般不应批准年产规模在300万吨以下的煤制油项目。

2008年9月,发改委再出禁令,更是让热过头的煤液化项目开始急刹车。发改委要求,除神华集团煤炭直接液化项目、神华宁夏煤业集团公司与南非沙索公司合作的宁夏宁东煤间接液化项目之外,其他煤制油项目一律停止实施。

受此影响,兖矿集团在陕西榆林的100万吨/年煤间接液化项目,虽然已经完成了第二次可研报告,但仍然没有获得国家发改委的开工许可。此外,还包括潞安集团、新汶矿业集团、开滦煤业集团在新疆的煤液化项目、徐州矿业集团在陕西宝鸡的煤液化项目以及云南煤业集团的煤液化项目被迫急刹车。

“当初跟着神华一起做的煤制油项目,现在基本上都流产了。”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

林伯强分析,当初石油价格高涨时,国家虽然没有明确支持,但从商业角度考虑,企业还是上了不少煤制油项目。因为当时企业并没有意识到煤炭价格也会走高。

三道坎儿难跨越

受资源、环境、技术等方面的局限,业界对煤制油项目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

“煤制油,基本上已经被证明了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技术路线。”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管清友表示,从全周期讲,即从煤炭开发一直到终端用户使用这个期间,与其他技术路线比较,同样单位能量的热能,煤液化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最多。

随着全球气候形势趋紧,中国庞大的碳排放,与数年前相比较,更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简单而言,就是一种高碳能源转化成另一种高碳能源,因此根本没法全面铺开。”而煤制油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虽然可以收集利用,但是,“成本‘蹭’地一下就上去了。”管清友无奈地表示。

必须正视的严酷现实是,大规模的煤制油项目将会受到水资源的硬性约束。

2008年的相关数据显示,按照当时的直接液化工艺,每生产1吨成品油,须消耗水10~12吨。问题是,我国主要产煤区山西、陕西、内蒙古均是缺水较为严重的地区。此外,“未来水资源肯定也会涨价。”林伯强指出。

此外,技术方面也是尚欠火候。

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行业分析师李廷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潞安煤业等采用的间接液化工艺,当下正进入中试阶段,即进入了从实验室到大规模工业化中间的一个逐步放大的环节。

目前国家唯一放行的煤制油商业化项目,即神华集团鄂尔多斯煤直接液化项目,虽数年前即已高调宣称煤制油项目可大量投产,但行动上,神华一再推迟其投产计划,从最初预计的2007年,已延至今年年内出油。

商业化动力不足

与二战时期不计较成本的德国不同,和平年代煤制油项目的经济价值,一直都是业内争论的焦点。

李永旺之前的计算结果是,当油价超过45美元/桶时,煤制油即有利可图。如果达到300万吨的经济规模,再加上催化效率的改进,成本还可降低。

很多人对此持不同意见。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高级顾问周凤起之前公开表示,当煤炭价格达到1000元/吨时,煤制油成本价将达1万元/吨,折算成原油价格为120美元/桶左右。

“用发展的眼光看,刚开始的时候,我国煤炭价格较低,石油价格还有优势,煤液化可能是合算的。现在看并不一定合算。”煤炭专家李朝林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推测。

李朝林认为,中国煤炭价格近些年逐步走高并基本稳定。而国际上,能源价格忽高忽低,眼下石油价格更是大幅度回落。煤炭液化之后,价值并未大量增加,而投入反而相当大。“让企业来操作,没什么效益,风险性太大。企业肯定不愿意做。”

虽然南非的煤液化已经实现商业化应用,但管清友猜测,可能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如果真正可行,大家早就开始挖煤了。全世界煤炭储量比石油丰富得多,如果能赚钱,美国为什么不规模化地煤液化呢?”

尽管神华煤制油项目试车成功,但业界有声音认为,神华集团的煤直接液化项目,是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组成部分,可以暂时不考虑其商业价值。但我国现阶段企业大规模涉足煤制油领域的时机尚不成熟,还须考虑成本问题。

政治安全?理由不充分

世界上并非没有煤液化成功的先例。如南非,煤炭间接液化技术商业化应用做得较好。按管清友的说法,“他们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技术上非常成熟,非常清洁。”

不过,南非的成功,世界上独此一家。而中国和南非的国情差别太大,似乎并没有可比性。历史上,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时期,很多国家对其实行石油禁运,南非不得不上马煤炭液化项目,无法计较成本,实属无奈。

从能源战略角度考虑,林伯强指出,中国煤炭资源只是相对丰富,并不意味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事实上,“煤炭本身属于稀缺资源,液化过程当中还会浪费资源。”

林伯强认为,用一种稀缺资源去换取另一种稀缺资源非常不值。“转换之间还将浪费近一半资源——即用5000大卡/千克的4吨优质煤炭,只能转化为1吨1万大卡/千克的石油。”

之前林伯强推测,依据2006年的煤炭消费产能和利用方式,中国可直接利用的煤炭资源仅能维持30年。大规模地煤制油,最终有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中国因石油的稀缺而引起煤炭的稀缺。

战略意义大于现实意义

2009年09月12日  中国产经新闻报

本报记者 李萍报道

如果可以选择，从经济上考虑，国家暂时没有支持煤炭液化大规模产业化的必要，但技术储备上，出于保证国家能源安全的考虑，煤炭液化显然有其合理性。

“现在是石油供需紧张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由此推出的技术路线就是煤炭液化。这是两个问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管清友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解决越来越多的石油、天然气需求，有多个技术路线：第一，煤炭液化，第二，煤炭气化，第三，充分的进口。

“而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必须具备3个条件：排放要比原来少；技术要过关，方便使用；得有商业性，没有商业性，企业如何开发？”管清友认为，其中排放要求最为关键。

这与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的看法类似。他认为，比较之下，发展清洁能源替代石油，比如风电，比煤液化更可行，更有利于减少碳排放。

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行业分析师李廷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则指出，甲醇、二甲醚虽然还处于试验阶段，但作为汽车的动力燃料，比煤制油少一些程序。

不过，李廷判断，当年国家开展煤液化试点，可能有战略方面的考虑。有官方人士透露，对于2008年国家禁止其他煤液化项目，但保留了神华煤制油项目的行为，是因为政府意识到煤制油大量上马必然得不偿失，但还是希望能够掌握煤制油的关键技术，以应付突如其来的能源危机。

对于国家能源安全方面的考虑，中国工程院一位院士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有必要发展煤制油。从中东进口原油需要长距离的海运，一旦国际政治局势突变，国家石油安全将可能受到严重威胁。一旦进入非常时期，煤制油是不需要计算成本的。

管清友亦表示，应大力研究技术，等到碳排放减少、技术成熟、成本降低的时候，就是传统能源被替代的时候。